從市區西行，過了嶽墳、玉泉，跨過洪春橋，眼前是一片“鬆排山麵千重翠”的景觀，綿延的鬆林，沿著道路伸展開去，大有“長鬆夾道勢淩空”的氣勢，這“九裏雲鬆”把遊人導引到了靈隱山麓。白居易早有言雲：“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此地古木參天，綠陰婆娑，溪澗清淺，林泉美好，正所謂：山川無俗骨，梵刹滌塵埃。位於靈隱山麓的靈隱寺寶殿巍峨，造像恢宏，曆來為高僧之化域、名士之淵藪，是海內外佛徒遊子的仰慕之地。
悠悠曆史 東晉開山
靈隱寺，自西印度僧人慧理於東晉鹹和元年（326年）創建以來，至今已經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曆史。據史書記載，印度僧人慧理來到杭州，看到怪石嶙峋的飛來峰，認出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於是，他就在這裏建寺留居。
靈隱寺初創之時規模很小，到南北朝梁武帝時，蕭衍篤信佛教，建立了大批寺院，他曾賜田靈隱寺，其時寺院才開始初具規模。而後，隋統一中國，隋朝皇帝隋文帝繼續推行佛教政策以鞏固其政權。唐時，佛教各種宗派得到進一步發展，靈隱寺成為華嚴宗的中心。唐大曆六年（771年）靈隱寺有一次大的興修。曾寓居靈隱山的唐人陸羽（733—804年）在《二寺記》中說：“南天竺，北靈隱，有百尺彌勒閣、蓮峰堂、白雲庵、千佛殿、巢雲亭、延賓水閣、望海閣。”可見當時的靈隱已頗具規模。
唐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排佛廢教，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曆史上稱之為“會昌法難”，靈隱寺同樣受到打擊，寺毀僧散。直到五代吳越國（907—978年）時，吳越王錢鏐和其孫錢弘俶又相繼開拓，增建僧房一千多間，全寺有九樓十八閣七十二殿堂，回廊自山門左右，直繞至方丈室，寺僧有三千之眾。
在吳越國興佛的基礎上，北宋時期的宋太祖認為佛教有益於統治，不少寺廟得到修繕擴建。靈隱寺再次擴大殿宇僧舍的規模，寺廟宏麗，成為禪宗聖地之一。但到了宋徽宗統治時，因朝廷崇尚道教而排斥佛教，佛教發展再次受挫。南宋王朝定都臨安（今杭州）後，佛教道教處於製衡階段，佛教發展有起有落。南宋興“家廟化”，許多著名佛寺被改作家廟禦園，供皇室享用。靈隱寺就曾被部分征用，造成寺僧大規模出走至徑山寺。
元代九十年，靈隱寺有建有毀，總體上趨於衰落。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覺皇殿蠹朽傾頹，僧慈照重建，到仁宗皇慶元年（1312年）落成。順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靈隱寺毀於兵燹，破壞慘重。住持輔良於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重修，但隻建了方丈室和伽藍堂。
明朝建立後，即予重建靈隱寺，寺額直名“靈隱禪寺”。據明人張瀚《重修靈隱寺記》的記載，洪武、永樂、宣德、萬曆等年間，靈隱寺都曾進行過規模大小不同的修建。至崇禎十三年（1640年），靈隱寺又遭火災，除大殿、直指堂等殿宇幸存外，其餘悉數毀盡。此前，昭慶寺亦因火災而毀；未幾，上天竺寺又毀於火災。杭州三大寺幾乎接踵而毀。
明末清初，靈隱寺滿目“苔寮蘚壁”，處於殘破不堪、風雨飄搖的境況。清順治六年（1649年），具德和尚為靈隱寺住持，他前後慘淡經營十八年，把靈隱寺重新修建成一個規模宏大的寺院，共計完成七殿、十二堂、四閣、三軒、三樓、一林。由於具德住持得法，致使靈隱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經其整頓，“積弊盡除，古風重振”，靈隱寺“崇樓傑閣，冠絕江南”。而他於功成次年圓寂，後人稱頌具德禪師的功德“雖曰重興，實同開創”，並奉其為臨濟宗三十二世祖，評說靈隱寺“理公為祖，延壽為宗，具德中興”。繼具德禪師者為晦山。晦山住持靈隱後，不改故常，繼續對寺院有所建設。他任住持其間，建有飛來峰牌坊、具德和尚慧日塔院及普同塔三座。
靈隱寺在清康熙時，曾名“雲林寺”。據《靈隱寺誌》記載，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至杭州，遊覽靈隱寺，住持諦暉請他題一塊匾額，於是他“親灑宸翰”書“雲林”二字，賜名“雲林寺”。乾隆初，住持巨濤得光祿少卿揚州汪應庚捐資重修大雄寶殿及其他殿、堂、閣、軒、樓、亭等數十處，補飾五百羅漢堂，修合澗橋、龍泓洞、鷲峰徑等。這次修葺從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到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曆時三年，花費了二萬餘兩白銀。從《靈隱寺誌》的附圖看，今天寺旁的許多空地上，往昔都有寺院建築物，殿堂層遝，樓閣參差，壯麗恢宏。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秋，靈隱寺複毀於火，延及觀音殿，重建工程浩大，恢複不易。此事為朝廷所知，特賜帑金一萬兩重修。後又經多方募捐，共得銀十三萬餘兩。這次修複工程始於道光三年（1823年）七月七日，落成於道光八年（1828年）四月十六日，幾近五年之久。遭毀殿宇，次第修複。歲久傾圮的天王殿、羅漢堂，按照舊式，一律鼎新。正修複期間，頭山門不料又為鄰火所毀，除捐資重建外，又買其旁的民居加以拓展，前繞以牆，旁界以弄，寺宇比先前更為壯觀。這是繼具德之後的一次大規模重建，這次重建可謂是“還靈鷲之壯觀，複名山之勝景” 。
道光十四年（1834年），阮元任浙江巡撫，刻朱熹、翁方綱等文集，議藏靈隱，特建“靈隱書藏”，又廣集世典儲藏其中，用唐人“鷲嶺鬱岹嶢”詩句編號，選靈隱寺僧玉峰、偶然二人按所訂條例管理，使能永守，阮元親自為記。此時所藏尚有：宋契嵩禪師的上堂槌，寶達的照佛鏡、白沙床，宋孝宗賜直指堂印，範仲淹所遺床，秦檜齋僧鍋，龍紋拜石（石長八尺、闊六尺、龍鱗隱見其中），沈周飛來峰圖，靈隱山畫卷，程嘉燧冷泉亭圖，李流芳西湖臥遊畫冊、冷泉紅樹圖，宋仁宗賜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禪寺牒，以及董其昌、密雲、三峰、諦暉、巨濤、陳鵬年、翁方綱、胡高望、王時敏、張照、梁同書、白鬆麟、石韞玉等著名文人的書畫墨跡。
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入杭州，靈隱寺又被毀，僅存天王殿及羅漢堂。半個世紀後，直到宣統二年（1910年），靈隱寺才由住持昔征在官僚的資助下，重建大雄寶殿，殿高十三丈五尺。殿內紅漆大柱，是清皇室原準備修建頤和園的材料，從美洲運來。這是靈隱寺在民國以前的最後一次修建。靈隱寺現在的建築風格基本保留了清末年間大規模修建時的格局。
民國時期，內戰紛起，後來又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入侵，這段時期內的靈隱寺非但沒有大的建樹，反而迭遭破壞。1930年，卻非受命住持，眼看天王殿木構黴爛，被迫用水泥鋼骨翻建，至1932年才重塑彌勒像和四大天王像。1936年冬，羅漢堂遭遇火災，損失慘重，前代所遺之物，僅存天王殿中一尊木刻韋馱像。羅漢堂內五百精品羅漢均被燒毀。
抗日戰爭爆發，靈隱寺名僧巨讚等離杭西撤參加抗日戰爭。1937年11月，日軍入侵杭州，難民雲集靈隱、天竺，靈隱寺設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五六百人，卻不曾料想，客堂、伽藍殿、東山門及梵香閣因難民夜半失火被焚。幸得寺僧奮力搶救，大火沒有波及大殿、天王殿。隨後不久，天王殿又遭日軍搗毀，麵目全非。自此之後，靈隱寺一度冷落，境況窘迫，甚至常常無米為炊，更不用提寺宇的修建。
抗日戰爭勝利，避難上海的住持卻非由滬返杭，被選為杭州市佛教協會理事長，在他發起下，全市寺廟於1946年6月25日同時舉行“超度抗日陣亡將士及罹難同胞法會”，並號召僧尼救濟蘇北受難同胞。但因社會黑暗，教內紛爭，卻非宣布退居，但仍主持靈隱寺法務，並聯合了一些著名居士如黃元秀、杜世霞等倡議修繕大雄寶殿、重塑釋迦牟尼像，但終因力不從心而擱淺。不久卻非圓寂，修繕之議中止。
此時的靈隱古刹，年久失修，殿宇受潮黴爛，白蟻蛀蝕，頂破屋漏，已成危房。1949年7月，靈隱寺大雄寶殿正梁及一根28米長的大柱遭白蟻蛀空折斷，大殿正中部分倒坍，釋迦、藥師、彌陀三尊佛像毀其二，存者亦凋敝不堪，殿後觀音像背景海島亦破敗不堪。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給千年古刹帶來了光明與希望。在當時國民經濟百廢待舉的情況下，黨和人民政府特別撥款、撥物用於靈隱寺的修建計劃。這次修建工程用鋼筋水泥代替木柱結構，並經設計將大殿原有的“三佛兩脅侍”佛像改為一尊釋迦牟尼坐像，坐像用二十四塊香樟木雕製而成，巍峨莊嚴，與高大的殿宇相映襯。同時又修複了十二圓覺，二十諸天等佛像和海島觀音五十三參壁塑，十分壯觀，為國內所罕見。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佛教也被列入“四舊”之一，不少寺院都遭到浩劫。1966年8月26日，杭州部分“紅衛兵”包圍靈隱寺，揚言要拆廟毀佛，當時浙江大學學生、杭州鋼鐵廠工人和當地園林工人自發組成保寺隊伍進行守護，並進行激烈辯論，相持不下。8月28日，周恩來總理下達電傳“靈隱寺暫加封閉”的指示，靈隱寺和飛來峰造像等避免了浩劫，轉危為安。但在當時情勢下，方丈等仍遭到批鬥，僧人遣送回鄉或集中勞動。
到了1975年，為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參觀靈隱寺的需要，國家又一次撥款，對靈隱寺進行了全麵的整修。大雄寶殿、二層重簷屋麵的原木結構筒瓦和上千根木椽子，全部改為鋼筋混凝土椽子和瓦屋麵，加固了大殿的建築。殿內的香樟木雕大佛，重新貼金，又作了滅蟲處理。其他佛像或貼金，或施色，都整修一新。工程於1980年竣工，但此後寺廟隻是一般旅遊景點，寺內僧源缺乏，方丈缺席，不興佛教儀式，加之規製廢弛，宗風不振，經費拮據，維持十分困難。
國風蔚起，寺運複蘇。20世紀80年代，古老的靈隱寺又進入新的興盛期。寺院內部開始實行民主管理製度，而後又通過實行門票製度，逐步自給自養。在多方努力下，1987年靈隱寺開始實施《靈隱寺總體規劃》，規劃中的靈隱寺擴建工程包括重建後殿（藥師殿）；恢複中軸線東西兩側的伽藍殿、麵壁軒、客堂、祖堂，在東軸線上，是一組“一廳（方丈廳）兩閣（聯燈閣、華嚴閣）”的院落式建築；在西軸線上重建五百羅漢堂。第一期擴建後殿工程，於1989年動工。重建的羅漢堂同過去一樣供奉五百羅漢，鑄造形象為當代佛教藝術的精品。
靈隱寺在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長歲月裏，曆代紛更，幾經興廢。雖幾度遭受浩劫，卻又都得到再建重興，香火不絕，可見其在中國佛教界的地位之高和影響之大。作為杭州最古老的寺院，這座江南名刹如今依然肅穆莊嚴，為西湖風景名勝區一大勝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