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了幾十年的以“物”為中心的發展之後，人們逐漸從異化的物質財富增長中解脫出來了，人們開始把發展的目光投向了人的自由拓展和人的能力發展上，投向了遙遠的未來，形成了新的發展觀。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於傳統發展觀帶來的貧富分化、社會動蕩等種種問題，發展理論和發展觀的研究逐漸從以“物”為中心轉向了以“人”為中心的狀態。
經濟學家丹尼斯·古雷特認為，發展至少應該有三個內容：生存、自尊和自由。1983年，聯合國推出法國經濟學家佩魯的著作《新發展觀》，它成為經濟社會綜合發展觀的標誌性著作。佩魯曾服務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9年他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研究綜合發展觀”專家會議的要求，撰寫了《新發展觀》一書，提出了“整體的”、“內生的”、“綜合的”、“以人為中心的”、“關注文化價值的”新發展理論，並稱之為“新發展觀”。佩魯認為增長是一個有用的概念，但各國如果把它作為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理解，可能會造成驚人的混亂。增長概念隻突出了經濟現象，而排除了對教育、職業培訓、人口群體質變和增長率的聯係等問題的評估，是比較片麵的。增長沒有考慮過增長的目的是什麼，增長是為什麼人的，是為了某些人還是為了所有的人，缺乏對“發展目標”的深入思考和價值判斷。對於危害人或毀滅人的可能性問題，不在增長觀的考慮範圍之內。佩魯還認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毀滅”了他們所不能取代的文化價值和道德價值，把文化價值從市場集中排除了，把增長隻看作是由資本、價格、供需等自發調節的結果，造成了經濟與文化的對立，導致了人對物的貪戀，導致實用主義盛行，享樂主義和利己主義泛濫。佩魯強調，真正的發展必須是經濟、社會、人、自然之間的全麵協調共進。為了一切人和完整的人的發展應該是各國發展的中心目標，這也是一個社會能夠正常運行和保持穩定的關鍵之一。佩魯提出的為一切人的發展的觀點，把人的全麵發展作為評價發展的尺度和發展的目的，開啟了一個評估經濟增長的新時代。
1998年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迪亞森指出，發展的目的不僅在於增加人的商品消費數量，而且更重要在於使人們獲得能力。根據這一思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又提出了人類發展的概念，指出發展是一個不斷擴大人們選擇的過程，進一步拓展了發展目標的內涵。1999年9月，阿瑪迪亞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書的主題是人類的發展，在上述發展理論的影響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從1990年開始，每年發表一份不同主題的《人類發展報告》。《1994年人類發展報告》對這一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作了更為明確的表述：“人類帶著潛在的能力來到這個世界上。發展的目的就在於創造出一種環境，在這一環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們的能力，不僅為這一代，而且也能為下一代提供發展機會”。
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克服了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片麵性，把發展的焦點由單純的物質財富增長，轉向了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和人的潛力的發揮上，著力提高人們擁有充分收入、購買各種商品和服務的能力、延長壽命的能力、享受健康的能力、獲得知識的能力以及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能力。
當然，人的各種能力的提高需要社會總產品的增加，需要經濟增長。沒有經濟增長，這些能力的擴大是有限的。但是有了經濟增長，不等於會自動導致人的發展。在這種新發展觀的指導下，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建立了評價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人類發展指數，即HDI。人類發展指數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增長，由三個指標構成：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成就指數、生活水平指數。即：
人類發展指數=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成就指數+生活水平指數。
預期壽命指數根據出生時的預期壽命計算；教育成就指數根據成人識字率（占教育指數三分之二的權重）以及小學、中學和大學綜合入學率（占教育指數三分之一的權重）計算；生活水平指數根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以購買力平價（PPP）美元計值。這三個指數是按照0到1分級的，0為最壞，1為最好。在算出每個指數的等級以後，對他們進行簡單平均，便得到一個綜合的人類發展指數。然後按指數的高低對世界100多個國家進行排序。
人類發展指數分為三組：低人類發展指數（0-0.50），中等人類發展指數（0.51-0.79），高人類發展指數（0.8-1）。
當然，人類發展指數目前是一個正在完善的指數，它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發展不斷進行調整，增加新的內容。
《1995年人類發展報告》又特別提出了性別發展指數、性別賦權尺度兩個指標，反映人類發展過程中性別不平等的綜合指標。性別發展指數與性別賦權尺度一樣，使用相同的變量衡量相同方麵取得的成就，但性別發展指數考慮了男女之間成就的不平等。性別賦權尺度衡量在經濟和政治機遇上的性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