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杭州、西安幾個城市為了根治城市“牛皮癬”——亂張貼小廣告的現象，啟動了“呼死你”係統，對張貼廣告上的電話號碼持續呼叫，使他們的電話根本無法使用。這種治理手段的確使亂張貼的現象有所收斂，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在城管和小廣告張貼者的博弈過程中，一部分市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亂貼小廣告的人為了對這種“懲罰”進行報複，他們在一些小廣告上紛紛胡亂地寫了一些無辜市民的電話號碼，導致整個城市通信係統的混亂，導致了一些市民的反感。良好市容的維護麵臨著以犧牲一些公民的合法權益為代價，使社會成本增加。
什麼是社會成本？社會成本是指，一項經濟活動全社會為它支付的全部費用，包括從事該項經濟活動的私人成本，包括這一活動給其他經濟單位帶來的成本。私人成本是指一個經濟單位從事某次經濟活動所需要支付的費用。如果一項經濟活動產生外部不經濟，則社會成本大於私人成本，如果一項經濟活動產生外部經濟，則社會成本小於私人成本。同樣地分析可以用於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外部經濟帶來的利益），外部經濟影響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在存在外部不經濟的條件下，私人廠商的最優產量大於社會最優產量，在存在外部經濟的條件下，私人廠商的最優產量小於社會最優產量。
市場經濟社會裏，任何一種政策的最優態都是以最小的社會成本達到社會管理的目的。正如孟德斯鳩在《波斯人的信劄》中說的那樣：“最完善的政府，是能以較少的代價達到統治目的的政府”。對於交通事故的私了政策，城市的“呼死你”係統，個性化車牌的使用等等，對於這些政策運行所帶來的其他社會成本的增加，都缺少必要的考慮。製定一項政策的時候，首先就要預防社會成本的增加，而不是在這些社會成本已經增加時來反思我們的製度設計。
說到這裏我想起前些時候推出的“個性化車牌”事件。這一政策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美國的車牌就是執行的這種政策，它的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充分地利用數字資源，可以充分地避免腐敗。為什麼在我們這裏就擱淺了呢？難道是橘生淮南嗎？其實關鍵還是對這項政策實施過程的一些細節缺乏必要的考慮。比如由於隨便選擇車牌的字母組合問題，它導致了社會標識係統的識別混亂，但是如果我們製定政策的時候對此做出規定，將一些字母組合排斥在選擇範圍之外不就可以了嗎？商標法不就有這樣的規定嗎？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的辦法，重要的是法律規章的製定者、製度的設計者考慮的是不是周全。如果政策漏洞百出，沒有綜合考慮到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沒有全麵考慮到實行以後產生的各種新的因素，社會成本增加是必然的。任何一項政策的出台都應當綜合考慮社會成本，不能為了一種顯而易見的利益而犧牲了其他的社會合法權益。
社會成本問題是由經濟學家科斯在1960年最早提出的。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率先提出了社會成本的概念，它的重要意義在於揭示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在他的著作中，社會成本就是私人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在完全競爭的情況下，私人成本會等於社會成本，但沒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
科爾內則從整個國民經濟係統出發，把社會成本定義為“一切涉及社會個別成員和集團的負擔、損失、痛苦、犧牲或辛苦的現象”。這些現象一部分可以用貨幣來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心理的感受，是無法用貨幣來度量的。
他認為對社會成本的考察可以從四個方麵進行：
首先是生產內部的實物投入，即生產成本；其次是外部成本，它並不直接以貨幣的形式反映在企業或非營利機構的賬目上，如隨著生產能力利用的提高，事故可能增加，工人健康可能惡化，對環境的破壞可能加劇等等，為防止這種狀況對生產的影響，要有一些“預防性”的開支，這就是外部成本的內部化；第三，社會成本的分攤，如政府機構的經費支出等；最後，反映大量經濟現象的人們的意向、滿意度和普遍感覺。一種是邊際遞減的社會成本，如與生產能力利用低水平相關的失業以及可能伴隨的犯罪、暴力和自殺；另一種是邊際遞增的社會成本，如與生產能力高利用度相聯係的其他領域的“瓶頸”、“短缺”以及對社會消費的負麵影響。科爾內所要說明的是：“不應該總是不惜一切代價去達到社會生產能力的最大利用。如果當趨近於生產能力完全利用時，邊際社會成本已經超過邊際社會效益，達到這一點就是不值得。”我們國家頻繁出現的“礦難”，動輒死亡上百人，不就充分證明了科內爾的英明預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