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個母親
我的生母是養母的親妺妹，我叫生母媽媽，叫養母保保。
她們在我很小時就告訴我，媽媽生第一個孩子時，能歌善舞的她為學生排節目導致早產加感染失去了這個小孩，於是生我時小心又小心，所有用品都是新的。盼我出生時媽媽念最多的是小天使何時降臨，所以後來給我取名“曉天”。總之當時全家人對我是愛得不行。在我八個月大時媽媽又懷孕了，保保請求由她帶我。當時她們都在一所學校教書，天天在一起，她們姐妹感情又十分好，保保還是單身，就這樣我便多了個母親。
當年家裏請了保姆帶我，她對我的愛也像母愛，全家對她似家人，我稱呼她周保保，從小到大我都把她當母親，所以我對人都說我有三個母親，對她們我應盡養老善終的責任。媽媽共生六個兒女，隻有我當姐姐的有三個母親。媽媽和保保姐妹倆都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四川大學教育係畢業生。四十年代保保任瀘縣女中（解放後為瀘州一中）校長，她治校嚴謹，校風極好，校內有很多優秀的教師，如朱撫季、何白李、趙其賢、王樸等。其中朱、何二人以後是瀘州一中校長。
瀘州一中的一區二區教學樓以及兩幢教師宿舍、運動場等設施均是保保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她任職時督建的，完工後帶領師生將瀘縣女中從瀘縣鄉下搬到瀘州市的瓦窯壩新校區。作為一個女人該有何等的魄力。解放後被掃地出門，家產被沒收，連全家換季下來的冬衣都被拿走。記得當時我們的家在瀘州市上平遠路橫街子，房子大門上刻有“曉盧”二字。據說解放後一個叫甘專員的人住進去了。
解放初期的“三反”中，保保曾被鬥爭，在瀘州二中學生食堂的台子上跪炭渣，雙手被反綁。未滿十歲的我躲在角落淚流滿麵目睹了一切。那段時間她失去自由，我放學爭取經過她被關的小屋讓她看到我，遠遠招招手。經過思想改造，組織安排她去瀘州二中當老師。
到一九五八年不知什麼原因領導要她在一張表上填寫本人自願退職，從此她失去公職。那時我在瀘州一中讀高二，退職那天家裏來電話叫我回去，保保躺在床上，我媽媽也先到她床前，見到我時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大哭說曉天我對不住你們。那個年代沒有工作便沒有一切，我們沒有任何爭辯的權利，什麼也不明白，表格是領導準備好的，明明是領導要清除一個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又找不出任何理由（她當校長時在師生中徳高望重，是一個很有思想的教育家）。
為了生存，以後她當過民辦小學教師，在通花廠中做過紙花，在印刷廠的裝訂車間裝訂毛澤東的老三篇。保保告訴我裝訂一小時可以得八分錢，想多幹，但年紀大手腳慢，一天隻搶到三四個小時的活，也還幫別人帶過小孩。在那些日子裏，雖然極度艱難，她依然處世泰然。她每天讀報（報紙是她過去的學生讀後從貴州寄來的），出門衣著整潔，彬彬有禮，在那些有權勢的人麵前從不低頭，對比她困難的人她總是抱以同情和力所能及的關懷。她是一個有智慧、有頭腦、會思考的人。直到一九八四年，那個退職的確不是自願，國家才給她落實政策讓她重新成為瀘州二中教師領取退休工資，工齡從一九五二年算起。一九八八年，瀘州一中校慶，她作為老校長被請回校上台講話，一九九五年她以八十八歲的高齡仙逝。
我的媽媽和保保姐妹倆一生隻有五年時間沒有生活在同一城市，我實際也是在兩個家庭中成長的。和絕大多數有養母的孩子不一樣，我是由於太多的愛使我有兩個家庭。媽媽生了六個兒女，保保也在我四歲時結婚生了一個兒子，媽媽還有一個妹妹也有一個兒子，從血緣上說我是六姐弟，從情感上說我是八姐弟。
一九五〇年爸爸媽媽從德陽回到瀘州一中任教，那段日子過得很好。媽媽酷愛京劇、昆曲、話劇，經常在周末帶上我和三個妹妹去瀘州劇場看演出。還可以吃西紅杮雞蛋麵。曾經遇到雷雨天回不去，我們就在舞台上睡覺。有時又帶我們去教師俱樂部，看別人下圍棋。記得媽媽還在學校排練話劇。她不僅當班主任，一周還上很多課，最多時達三十多節（法定一周三十六節）。她教生物和人體解剖，讓學生親自動手解剖小動物，帶學生去瀘州醫專參觀人體教學標本。媽媽生性活潑開朗，極具親和力，很多學生喜歡她，在五十年代我們一家人走在瀘州大街上，有的男學生會跑來擁抱媽媽，有的學生就叫她媽媽。
一九五六年冬天進行的“肅反運動”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因為爸爸解放前也當中學校長，被劃為“曆史反革命分子”，五七年被判勞動教養。爸爸也是四川大學畢業生，學曆史的，他們在大學相識相戀結婚，感情至深。爸爸是媽媽的依靠，是精神支柱，一下沒有爸爸的日子，在外受歧視，家裏有六個未成年的兒女，還有近七十歲的婆婆，我的媽媽要何等堅強才能挺過去。此後她被調到瀘州師範當過教師，“文革”中當校醫，一切現學。六十年代初的困難時期媽媽體重由一百三十多斤減至七十多斤，患功能性子宮大出血，我回家看見鋪床的穀草上都浸泡著血。我的兩個弟弟也瘦得不行。一九六一年的元月，我的祖母病逝，媽媽不讓我們告訴爸爸，直到六二年爸爸被釋放回家才知道。棺材是我去買的，墓地是我選的，大概在忠山下。請一個人拉著一輛板車，媽媽帶著我們姐妹四人去送走我們的祖母——爸爸親愛的母親。
很多年後我們姐弟在隆昌偶見一個媽媽在瀘州一中的學生，他從我們說瀘州話逐漸了解我們是誰，他吃驚地說你們都還活著嗎？可見在很多人眼裏我們是活不下去的。但是我們都活下來了，而且六個兒女都有出息。媽媽不僅要承受生活重擔，供兒女上學，還要麵對各種政治壓力，所以爸爸的姐姐、姐夫稱媽媽是全家的功臣。
我的爸爸也是一個優秀的曆史教師，六二年回家後沒了工作，他的學生請他到民辦中學教書。當時我和兩個妹妹先後參加工作，家裏條件稍有改善。但六五年“四清運動”開始，爸爸作為有曆史問題的人又被清除回家，更讓人傷心的是媽媽所在單位宿舍也不準爸爸居住，也就是說爸爸有家不能歸，爸爸媽媽又被分開過。媽媽為爸爸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租了一間屋子，門口的屋簷下放做飯的爐子，媽媽下班後去吃飯，晚上回到單位住。當時最小的弟弟剛上中學。這樣的日子一直過到“文革”結束。
這些年爸爸患腦血栓致左半身癱瘓，後經治療能走路。這裏我得說說那間租屋，實際是別人房子的過道隔出來的幾個平米，人進去坐床邊，吃飯也在門邊吃。“文革”中爸爸每天必須掛上“曆史反革命”的黑牌去掃街，掃完回家牌子必須掛在屋門外。這是何等地屈辱。媽媽坦然經受了，我們作為子女在媽媽的影響下也坦然麵對。我們有了孩子後從外地回家一樣擠在那門邊吃飯。那間小屋至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文革”結束後爸爸又被瀘州四中請去教書，一九八四年給落實政策，摘掉“曆史反革命”的帽子，恢複公職，成為瀘州一中退休教師。從一九五六年的冬天到一九八四年，整整二十八年，我從十五歲長成人，我的大兒子都十六歲了，多麼漫長的歲月，貧困、屈辱、驚嚇、病痛，媽媽經受了。我的心目中她是偉大的。不過我至今不明白什麼叫“曆史反革命”，這個名字從何而來？
媽媽和爸爸一輩子相依為命，爸爸的苦難也就是她的苦難。精神上的摧殘比物質上的窮困對人的打擊更慘烈，爸爸能活到九三年，七十九歲，是媽媽給了他溫暖，是她的愛教育子女愛多災多難的爸爸。不管外麵政治風暴如何強烈，家中樂嗬一片，很溫馨。爸爸去世時我們姐弟無比悲傷，當時很多同事不理解，隻有我們自己知道，媽媽這次真的是永遠和爸爸分開了。一九九五年的九月十八日，媽媽隨爸爸而去。
我的第三個母親姓周，我稱呼她為周保保，資陽縣人，我在資陽出生時家裏請來照顧我的。她當時已二十八歲，未婚，家裏原開染房，後因失火敗落，她吃素，在我們家做事達十一年之久。後因解放，家裏不宜用人才離開的。媽媽生的四個女兒兩個兒子她都帶過。她十分能幹，在我們家學會認字，可以簡單記流水賬。家裏買什麼吃什麼，媽媽從來不管。她脾氣躁，不滿意時連爸爸媽媽都敢嗬斥，爸爸媽媽也不介意，我們不聽話她也敢拍拍打打，就是打哭了爸爸媽媽也不會說什麼。她在我們家裏對我們的愛也是眾所周知的，對我尤其如此。我從小就特別親她，心疼她。也可能是媽媽的善良長期告訴我周保保無兒無女，我們長大後一定要供養她，所以我一直就把她當作自己的又一個母親。事實上我工作後工資隻有三十四元時我給三個母親便各寄五元。
周保保從我們家離開後在別人家也幹過活，一九六二年她回到資陽。回去之前我向當時我工作的隆昌二中提出將她戶口遷來，學校了解情況後也同意。但她回老家後看見自己在外二十餘年老母無人照顧，便決定回資陽了。其實她回去後的日子很艱難。我們幾姊妹和倆弟弟都輪流去資陽看過她。她沒有正式工作，以打零工掙錢供養老母，做得最多的是在糖果廠包硬糖。每天早上五點前必須去搶活，搶得多掙得多，搶時可能還會和別人吵架。記得一個臨時工欺侮她，她向我傾訴時竟罵別人是臨時婆娘。那時我經常半夜醒來，看看時間，會想到她又去幹活了，特別在寒冷的冬天。
周保保還幹過一種活，就是生產包裝捆綁需要的粗麻繩。相距二十多米遠的兩端安放絞繩設備，不斷把麻輸送上去，全靠人力搖手柄將一絲絲生麻絞緊成繩。人還得來回整理收拾繩子。而且送上去的麻必須是濕潤的，所以不斷要澆水。很重的體力活。我和丈夫明熙帶著兩個兒子去資陽過過幾次年，最辛酸的是一九七六年的春節，我們一直幫周保保絞繩子到晚上十點過，這是大年三十晚上，這個最特殊的日子依然以每天如此的勞動度過。我心疼她，覺得辛酸，但她卻覺得那是最快樂的一個春節。
那個年代我沒法幫她提高生活水平。她不僅侍奉九十高齡老母，她在新疆打工的弟弟給她帶回一個非婚生的女兒。這個孩子是一九六三年生，沒有媽媽，從嬰兒起就由周保保撫養，七十年代送到我家上初中，然後回資陽招到供銷社工作。周保保為這個孩子操辦了婚禮，八七年我去資陽時家裏有全套新家具。以後又帶小外孫。周保保一直沒法離開資陽。我盼她在我家養老的願望一直沒實現，周保保於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去世，無疾而終。以後一唱“在那遙遠的小山村，我那親愛的媽媽已白發蒼蒼”，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的媽媽和保保，而是周保保。每當談起她們三位老人時，說到媽媽和保保我不一定流淚，但一說到周保保我常淚流滿麵。
三個母親都給我愛，我在成長過程中被母愛包圍著，我是幸運的。她們又都以自身高尚的人格影響我並造就我，使我能成為一個有責任心有愛心的人，我感謝生我養我的母親們。
自行車
一九六五年和明熙結婚時我在隆昌教書，他在富順教書，兩地相距四十多公裏，每天也有長途汽車，但班次很少。公路窄，且是碎石加泥土，天晴時汽車一過塵土飛揚，下雨時道路泥濘，汽車一過泥水四濺。我們教書的兩所學校都在城郊，就算坐公交車去，乘車與下車後都分別花一小時趕路。周六下午放學後絕對沒有公交車了，於是明熙花三十元錢去買了一輛舊自行車（當時一月工資四十二元），經過一番修理，用四個多小時從富順騎到隆昌。我們有了自己的車便可以一起度周末，一下有了家的感覺。當時親人和友人都怕他路上不安全，路況極差，大多時候是在晚上騎，可是他一點不怕，真要有很大勇氣才做得到。
六五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大雨如注，明熙竟然在快十一點時到了，穿了一件向別人借的雨衣，手上、鞋子上、褲子上全是泥。他說騎到半路天全黑了，雨越下越大，眼鏡上全是水，前麵是路還是農田根本分不清，白晃晃的一片；路上沒有行人也沒有車輛，關鍵是騎一段路擋泥板和車輪間塞滿了泥，必須用手去摸著摳掉才能又騎一段。雨夜在泥濘且無照明的路上騎車，孤獨無助，該是多麼勞累和辛苦。
六九年的那次卻不僅是苦，而且是險了。那時正是“文革”期間，隆昌縣的第八化工建築公司算是大企業，公司後麵的路比縣城內其他街道都修得好，緩緩的坡道水泥路麵，全長有一兩百米，一走上這段路感覺特別好。但這段路差點要了明熙的命。那是六九年冬天的清晨，五點過給他做了飯，他吃了趕緊騎車回富順，下午還有兩節課。我所在的隆昌二中居全城最高的樓峰寺山上，回富順比來時輕鬆多了。由於那天天未亮，他出去後都十分小心。可是騎到“八化建”那條路上時，刹車放鬆了，速度加快了，沒想到危險也來了。六九年“文革”中的隆昌很亂，派係間荷槍實彈地打過仗。“八化建”的大卡車怕被偷走，司機們抬了很多石條攔在他們公司背後的路上。明熙在昏暗路燈下根本沒看見那些大塊的石頭，自行車一下衝過去，重重撞在石頭上，自行車和人翻過去，明熙和車被摔離幾米遠，車杠摔彎。當時“八化建”已有司機準備上班，看見出事了立即來幫忙，卻隻見車不見騎車人。過了一會兒明熙在昏暗中從地上爬起，隻感覺屁股摔疼了，胃有點不舒服，他想可能早上吃太飽了，其他便沒什麼不適。那些司機都很吃驚，老天爺保佑他不僅沒有摔死，也沒有摔傷，他還要趕路回校上課。他請司機幫忙，竟然把自行車車杠扳直了，四十多公裏的路騎回去了，到了富順城裏才把車子放到修理店。下午上了課，晩上給我寫信。兩天後我才知道那天早上的事。這究竟是人厲害還是車厲害？
還發生一件可笑的事。一個周末晚上，已近十一點了，天氣又好，明熙若要來隆昌早就該到了。那時全校隻有辦公室一部電話，他是否來什麼時候來全然不知。我在學校的好友雲萍家來了一位男性客人，是她姐姐的未婚夫，那時大家住房都很小，到十一點了，決定把我的單間借給雲萍的客人住，我到另一個單身女老師家去住。沒想到大家都入睡後，明熙到了。一敲門，開門的是一個男人，還說不認識我更不知道我在哪裏。隻好叫醒鄰居幫忙找我。鄰居知道我們教研組的餘佩琴老師對我像大姐像長輩，她比我大二十歲，終身未婚，估計我在她那裏。果然在那裏找到我，佩琴大姐立刻抱著衣服出去把房間讓給了我們，那晚上她又去誰家我都來不及問。平時她因為獨身，十分愛幹淨，更沒有男性住她的屋，當時我和明熙十分感動，覺得她更像母親。
當然這輛車裝載的更多是快樂。六九年因“武鬥”隆昌與富順間的公交車完全停運。明熙為了我搭自行車方便特意降低後座高度，為了我們的大兒子也能乘車，又在後輪一旁掛了個背篼，裏麵放一個小凳子，未滿兩歲的兒子坐在裏麵比較安全，但下坡時兒子會說媽媽拉著我的小手手，因為我坐在自行車上是背朝著兒子的。我們從富順到隆昌，從早上出發，平路和下坡就騎著走，上坡我就下車，一塊兒推著車子走。一路上看到的是田園風光，一家三口走走停停，心情十分愉快。當然我們一直到下午四點過才到。
七十年代我調到富順二中工作，從此這輛車結束長途奔波，但我們全家人騎在上麵的時間更多了。因為二中離城區走路要花四十多分鍾，騎上它可以輕鬆得多。我們是很愛玩的家庭，那時的周末就進城遊街，小縣城小街道小商店也看得津津有味。每次必去新華書店，買小人書，如高爾基的《我的童年》、《我的大學》、《在人間》等，畫得好極了。工資很少書卻買得不少，甚至買了當時所有樣板戲的劇照。我們買布自己剪裁一針一線縫衣（沒有縫紉機），會糾結多買一寸還是少買一寸布，可是買書時是舍得的。我們還愛看電影，沒故事片看紀錄片也行。
有了小兒子後，自行車上坐過我們全家四口，明熙在前麵用乒乓球拍給小兒子做了個座位，冬天穿得厚，他騎上後小兒子幾乎被擁在他懷裏，挺暖和的，他戲稱自己是袋鼠。我弟弟說姐夫像演雜技的。車子跑來跑去，兒子長大了。大兒子未滿九歲，趁我們不在家時偷偷學會了騎車，應該說是溜車，因為腳不夠長夠不著腳踏，從車杠間伸腳過去踩腳踏。進城時我們在後麵走，大兒子溜著車在前麵，那時感覺很是驕傲。小兒子學會騎車也是這一輛。
這輛車還幹過不少重活，家裏燒的煤全靠明熙用車運回來。是人累還是車累？
八四年他去當副縣長還騎這輛車上班，我們全家人都覺得挺好的，可是一些好心人不斷說不安全，勸我們重新買一輛，我當時決定要買就買摩托。八五年我們買了一輛輕便摩托，那條路坡太多，過去的二十年騎得太累了。那輛自行車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一天一個收舊貨的勸我們賣給他，我們不舍得，他說放在樓梯間有人會偷走的，想想就答應了，他給了五塊錢。三十元買的騎了二十年最後又賣了五元錢，這是一輛什麼車呢。
工作調動
我畢業後分配在隆昌二中工作。六十年代的大學生能分在成渝線中點的隆昌縣城裏工作是幸運的，因為那時大多數戀愛雙方的人不可能同時分在一個地方，交通方便就是照顧了。我們學校在六二年來的一位四川大學中文係畢業生原本分在北京，未婚妻卻被分在四川的鹽亭，他希望調鹽亭工作，便與分在我們學校的一位教師對換，來到隆昌二中。他想回到四川就好了，殊不知從隆昌到鹽亭好幾百公裏，要見麵，轉車又轉車，於是他又年年跑調動，直至六七年底調到鹽亭（據說距他妻子還有一百多公裏）。道別時我們祝賀他成功調動，他對每一個人說的是同一句話：願你早日調動。他滿懷喜悅，我們神色凝重，很是悲壯。
六五年我和明熙結婚後，也向雙方學校提過調動的事。兩校校長都表示願意要人而不放人，似乎對我們都十分器重。富順二中裴校長甚至對明熙說你二十五歲就結婚了，好多人在你這個年齡還沒著落。此後我們再沒好意思提調動的事。
“文革”開始混亂而艱苦的生活給分居兩地的我們帶來更多苦難，盡管如此我們在六七年底有了第一個孩子。孩子是小嬰兒時我帶回隆昌，一歲後隆昌與富順哪邊平靜孩子就在哪邊。記得六九年初夏隆昌城區中學教師都到鄉下勞動，整整兩個月住在鄉下，孩子自然跟著明熙。那時經常下達中央文件，不分白日夜晚，說集中就集中，說遊行就遊行。富順二中老師告訴我說，明熙用背帶背著孩子遊行，大家逗孩子玩，一叫孩子，父子倆一起笑，樂不可吱。而我想孩子想苦了，每兩周休息兩天，從那個叫響石山的地方完全走鄉間小道，八十多裏路，要在獅灘過沱江然後回富順二中，從清晨走到下午，短暫相聚，第二天又得走回去。回去時明熙要送很遠，有時就送到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