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調動，可望而不可即，到處亂糟糟的，生活不安定工作不安定，所以沒有去想它了。可是有一天幸福從天而降。七〇年元月的一天我帶著兒子回富順，車子開到三分之一路程的小鎮付家橋，因為坑坑窪窪的路，車開得很慢，我突然看見車窗外明熙吃力地騎車過來，我大聲叫他，司機也立刻把車停下。我下去一問，知道是富順二中剛調走一位數學教師，學校要進一個人，而且願意要我，於是他立刻趕到隆昌希望隆昌二中放我。車子停著等我，長話短說，隆昌二中必須見到富順二中要人的函（即倒調函）才能決定放人，也就是說他必須返回富順。我和兒子繼續坐車，可憐明熙又騎餘下的三分之二的路。我們到了車站，等他四個多小時他才到。當天晚上我們便獲得那份珍貴的倒調函。
調動的過程我在隆昌二中聽得太多，下一步我要書麵申請調離，持這兩份材料要求隆昌二中出具放我調走的函件。本來辦理調動雙方函件都應由學校人事從郵政送往，可是七〇年到處都不正規，我們決定親自送函。第二天一早我乘車回隆昌找當時的領導叫革委會主任的辦理，一問才知道領導們不知跑到哪兒去了，所幸的是學校公章在教美術的胡老師手裏。可是胡老師也回自貢巿鄉下的家，家在哪裏呢，說隻有回自貢巿區的王主任知道，打聽到王主任地址我便回富順了。接力棒交回明熙手裏，自貢巿隻有他去跑，因為要走很多路。
第三天一早明熙出發去自貢順利找到王主任問好了胡老師所在地，隻知一個小地名，虧得明熙問路找到大方向徑直前往。湊巧的是那位老師出門趕集，竟在路上遇見了（他們過去是認識的）。胡老師不是領導卻管著公章，明熙自己為隆昌二中寫了同意我調動的信件，胡老師在上麵蓋章，同時在我的申請函上簽署同意並蓋章，明熙如獲至寶趕回富順。
第四天一早我帶著三份材料回隆昌，找縣裏管人事的領導批準，然後由人事局出調令。可是隆昌縣革委的頭頭們去北京開會了，我如法炮製，找管縣革委會公章的人。說實話那幾天我們處於高度興奮狀態，大腦飛速運轉，主意一個接著一個。打聽到管公章的人是原縣法院院長，我喜出望外。因為我們在響石山勞動時，縣裏的下台幹部也分在幾個學校的勞動點勞動，而這位法院院長就分在我校且是我所在的組。雖然當時大家都不怎麼說話但都認識。真是天助我也。與胡老師一樣公章也是放在家裏，簽同意並蓋章是在吃飯的老式木方桌上進行的。我拿到縣裏同意放人的尚方寶劍，立刻去人事部門辦調令。跑了幾天帶的都是手寫文件，我現在從窗外看到有調令二字的印刷品了。激動和興奮無以言表。接下來辦戶口糧食轉移關係都一路順利。
第五天按餘佩琴老師指點去雇板車準備搬家，幾個好友買了一隻鵝做菜一起吃頓飯。這天下午看見李征和餘策彰二位老校長，我抑製不住內心歡喜把調令給他們看，我以為他們很高興，沒想李校長說你不要走我們想法把你愛人調過來。我一下眼淚奪眶而出，你們幫忙，你們在位時沒有做到，現在權力都沒有怎麼可能呢，但我相信忠厚的李征校長說的是真心話。有意思的是管公章的人有權力，而我的調動是由一個普通的美術教師和一個下台的法院院長決定的。因為他們手裏有公章，即官印。
第六天一早板車來運我的家當，佩琴老師幫我把未燒完的煤和一些生火用的柴火都裝上車，泡菜壇的鹽水倒掉後也運走，而我則坐公共汽車回富順。
從知道消息到辦完調動、到搬家前後六天，少有的高效率。我在隆昌二中工作九年，對那裏有很深的感情，離開後回去過幾次，佩琴老師活著時是為看她，另外有兩次是為見我的學生。調到富順二中後再也沒有調動。
大串聯
六六年的初冬，全國是一片紅，紅色的標語，紅色歌曲，紅旗，誌氣高昂的紅衛兵成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可是我當時由於出身不好受到衝擊，我宿舍的門上窗上貼著大字報說是修正主義苗子之類，心情不好（“文革”前夕我在學校任少先隊大隊輔導員，教學上經常開公開課，地區教育局教研室指定我寫過經驗文章）。學校一位教體育的女老師培華對“文革”充滿疑惑，她十分想弄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於是找到我想一塊兒出去“串聯”。我很願意，後來不知為什麼兩人的事變成三位老師加四個學生組成隆昌二中第一支步行串聯隊，出發時開會歡送，領導授旗，大有官辦意思。這支全女性串聯隊就扛著旗背著鋪蓋卷出發了。路線是從隆昌到重慶再到成都，全徒步而行，不管各人因什麼原因出去，都充滿革命朝氣。走出去才知道天地真的很寬廣，那麼多串聯隊，在公路上，在鄉間小路上，隊與隊見麵都要互相致意，很親切，自己都往是長征路上的革命同誌上想。特別是看見田間勞作的農民我們會停下，給他們唱革命歌曲，宣傳革命道理，就像老人家說的：長征是宣言書是播種機。我們被教育得有強烈使命感。現在覺得可笑，那時感到神聖。
決定去“大串聯”我便寫信告訴了明熙，等他安排好、騎車到隆昌時我們已出發。他不放心我走那麼遠的路，決定追上我們，於是他騎自行車“串聯”的曆程也就開始了。我當然不知道他追來了，我們按大家行進路線盡量不繞道，所以沒有全在公路上走，但明熙騎車隻有走公路，因此真要碰上也是不容易的。不過今生嫁給他注定是緣分。我們走到永川又上公路了，那天快中午時他追上我們的隊伍，見麵時太高興了，要是現在我就離開隊伍和他一塊兒走了。但是在六六年那個年代，我覺得是在進行“文化大革命”，不是出來玩的，臨行時學校還有重托；所以一起吃了午飯他推著車陪我走了一段就分開走了，他繼續騎車，我們步行，他肯定會先到。以後怎麼碰麵就不知道了，我們都沒有到過重慶。但後來真見麵了，是緣分更是奇跡。
我們走了幾天，過了江津、巴縣，翻過歌樂山直奔沙坪壩。終於到了重慶，大家都非常興奮，我們住在重慶師範學校的接待站。那時沿途都有接待站，吃飯住宿都不要錢，但要登記姓名職業政治麵貌，特別要登記家庭出身，真是打上的階級烙印無處不在。住下後，那位真正想了解“文革”的培華老師便到處看傳單研究新動向，而我則出入沙坪壩許多接待站，一頁頁翻開登記冊找明熙。大海撈針找不到。以後白天和大家一塊兒活動，首先去重慶大學等大專院校了解“文革”進展，然後參觀紅岩、渣滓洞、白公館、曾家岩等，自覺接受教育，狠鬥私心一閃念。但我的私心是想找到為我而來的愛人。所以我每到一處繼續在接待站的名冊上找明熙。在曾家岩，我想他應該在那裏，那一帶的接待站我是一家挨著一家找，還是沒有。這些天我們也沒有全鬧革命，我們也去楊家坪的動物園和巿區玩過。
六六年的十二月四日重慶大田灣體育場將舉行萬人大會，要聲討誰，當時重慶的兩派鬥爭已白熱化，兩派的人都將參加大會。那天早上一輛輛卡車把要去大田灣的學生、民眾送過去，我們很有秩序排隊爬上車，沒有車篷，那天特別陰冷，好像長這麼大沒有這樣冷過。車子停在體育場的一道大門外，我們未能從這道門進去，因為人太多，我們圍繞著體育場走到了正門。這裏有人維持秩序，跟著人流進去一看，場內早已人山人海，口號聲此起彼伏，各隊戰旗橫幅形成紅色海洋。我這個人一貫膽小怕出事，建議出去，大家都沒見過那種場麵，誠惶誠恐，於是都同意了。要出去更是不容易的。擠出去身上的寒氣全無，站在體育場大門外也走不動，放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要擠進場的人，我們靠著邊上慢慢移動。突然我眼一亮，遠遠看見明熙也在要進去的人流中。同行的老師學生都幫我喊，因為離得遠，生怕一會兒擠不見了。就這樣我們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在茫茫人海中相見了。我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走出體育場呢？也恰好這道門，又幸好人多走不動，真是很神奇。現在我很喜歡《奇跡》這首歌曲，相信真有奇跡出現。實際上他到重慶後，先到處抄首長講話中央精神，然後也找我。但他住在北碚西南師範學院，我在沙坪壩，怎麼找得到呢？
見麵那天據說體育場內發生打鬥，傳言打死了人。當天下午我和明熙重回大田灣，想了解個究竟，體育場內已沒有了火藥味，人也散了。當天晚上我們倆在兩路口的路邊台階上坐到深夜一遍遍聽廣播，有人寫了一首歌曲悼念死者，旋律很好聽。當然打沒打死人一直不知道。以後兩天我離開串聯隊和明熙在巿裏到處跑，去了解放碑、朝天門碼頭、鵝嶺公園等。在解放碑附近一家兩層小洋樓吃罐罐雞，算是自六一年工作以來最奢侈的一餐飯。臨桌一對老年夫婦，顯得高貴而優雅，他們吃的是氣鍋雞，喝了兩瓶啤酒後那位老先生一招手又要來第三瓶，我們大為吃驚，能喝那麼多嗎？因為我們沒喝過，而且也不像我們那些地方大聲叫喊，再來一瓶。多年以後明熙喝啤酒時，我倆常想起那對富態而安詳的老夫婦。
從重慶到成都明熙選擇坐火車走，把自行車托運到隆昌。我們三位老師是帶著革命任務出來的，步行“大串聯”堅持走到成都，所以繼續走。不同的是心情輕鬆多了，不再到處去宣講革命道理，唱革命歌曲，更多去欣賞大自然。去璧山方向有很多溫泉，路邊流的小溪都冒熱氣，在銅梁參觀邱少雲紀念館。後來串聯隊的旗子也不扛了。隻是我在途中兩次小病，在安嶽打了一針，在另一個小鎮因受寒肩胛骨疼，自己買了一兩燒酒，倒一點在一個粗碗裏點火燒熱，用它擦揉患處，第二天就好了。
我們的路線是離開成渝線的，說要近得多，但還是走了十多天。過了簡陽翻龍泉山時天下小雪，大家心情都很好，路很好走。進成都巿時好像是牛巿口，學生又把旗子扛起，去九眼橋往四川大學接待站，這是我們的目標。到了那裏我放下背包就離開了，直接去了在川醫藥房工作的四妹處。站在取藥窗口，四妹高興得直跳。明熙已先期到達，接著我二妹和大弟都因為“串聯”在這兒。四妺說可以組織一支兄妹串聯隊了！雖然不“串聯”了，幾姊妹還吃了一段時間川醫接待站的飯。
走了那麼多路，革命熱情卻日減，我們那支串聯隊在成都就散了，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我是心情走好了，帶著疑惑來的培華老師不知明白沒有，總之她回校後，在叫二月逆流的日子，被軟禁在不足十平米的房間天天寫檢查。足足兩個月，出來時教體育的她臉色蒼白。她告訴我什麼也寫不出，天天望著窗外的槐樹，看見它發出嫩葉到綠色滿樹，又開白色的花到花枯萎凋謝。不過她是有信仰的，不管正確與否，我敬重她，因為她的信仰沒有功利，也不害誰，就在她頭腦裏。
結婚的禮物
說起我和明熙結婚，先有一個沉重的話題。
那個年代找對象很在乎對方家庭的階級出身，父母是否同意僅是一方麵，有時還要組織同意。比如我好友雲萍的姐姐，就因未婚夫在通訊部隊而未獲批準。他們是高中同學，感情深厚，被強行拆開，實在悲涼。以後三十多歲才另找對象結婚。照理我和明熙都當老師，誰也不在保密單位，可是由於六五年開始了“四清運動”，我爸爸過去被定的曆史問題使得富順二中當時的領導不同意出結婚證明。同時團支部還開會幫助他提高認識最好和我分開，說怕影響他的前程。我們是大學同學，從認識到戀愛已快六年了，明熙一個大小夥子被逼得哭，眼看要放寒假，隻好在信中含蓄說出原因，我看到信完全懵了。去找我校餘校長，他十分生氣，認為富順二中領導想法有問題，並當著我的麵打電話給當時富順二中在校的商孫副校長，申辯說我在隆昌二中表現是不錯的，但沒說通。我很傷心，記得我在課堂上講完課，站在教室最後麵靠著牆，看學生寫作業，靜悄悄地直想流淚。因為關於不被批準結婚的事真是聽得不少，我想以後我肯定找不到明熙這樣的人了。我在隆昌無助，明熙卻在富順抗爭，他想到在合江縣參加四清運動的裴既清校長，他是學校第一說話算數的人。於是他寫信給裴校長，當時也不知裴校長的態度，隻想作最後爭取。沒想到裴校長收到信後當晚就在農民家中的煤油燈下坐在床上趕寫了回信。說不應阻擋我們的婚姻，說出身不能選擇，但前途是可以選擇的，並根據他的了解，對我作了許多肯定。這封信是我們結婚收到的一份具有特別意義的禮物。富順二中在校領導因此開出結婚證明。
六五年元月二十四日，富順二中工會為我們舉辦婚禮，工會主席當主婚人，教研組長當證婚人。雙方家庭隻有明熙的弟弟來了，還是一個正讀高中的孩子，所以我們的婚禮是革命大家庭操辦的。因為明熙在富順二中讀書又回校教書，很多教職員工看著他從少年長大成人，加上前麵發生的事，很多人為我們高興，那天晚上的教工俱樂部燈火通明，很是喜慶。那個年代沒有婚宴，糖果我們也隻有能力買十元錢，學校來了那麼多人為我們祝福，大家也送了禮物。這些禮物很具時代特征，全是《毛澤東選集》的甲種本和乙種本，還有印有雷峰頭像封麵的精裝日記本，家裏桌上堆了一大摞。
明熙也送了我一件禮物，事前沒有策劃，沒有準備，但不失浪漫，完全是憑靈感的心心相通。他在婚禮後為我裝了一個礦石收音機。他知道我喜歡音樂，買收音機是絕對沒有條件的，而我從來也沒有奢望自己有收音機。所以當他顫抖著手用粗糙的材料裝成功時，聲音傳來，我們興奮不已，可是一會兒又聲音遠去，斷斷續續，他自己都不滿意。幾天後又改裝為電子管單管收音機，放在一個小木盒中，開學後我帶回了隆昌。雖然效果比先前那個礦石收音機好些，但我卻沒有明熙會調試，真要聽得通暢也是不容易的。當時隻能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節目。隻要能調出聲音我就十分滿足。
記得六五年有一部記錄新疆建設兵團的影片，其中兩首歌曲我實在太喜歡，尤其是那首《邊疆處處賽江南》總縈繞在腦海中。當廣播電台節目中每周一歌播這支曲子時，正好是晚自習第一節下課時間，提前幾分鍾我已坐立不安，不停看表，下課鈴聲一響我衝出教室一路小跑回宿舍，邊跑邊摸鑰匙，開門開燈，戴上耳機，轉動天線，全過程都十分緊張，心髒嘭嘭跳，就怕錯過播放。多年以後買過收音機、錄放機、電視機、MP3播放器、電腦，等等，許多歌唱家從不同角度去演繹這支歌曲，我都不放過聽的機會。九五年春節文化部的音樂會中一名叫董青的演員唱了《邊疆處處賽江南》，姑娘們穿著綠色的薄紗衣服伴舞，實在美極了。跟著兒子到北京住在萬科青青家園後，參加社區合唱團，排練這支歌曲時十分激動，很想告訴所有人我四十多年前就會唱這支歌，而且是什麼原因會唱的。其實有很多歌曲唱後會逐漸淡忘，而這支歌曲為什麼能讓我幾十年不忘，總也聽不夠？那是因為在我心靈深處有著一個美好的情結，總能喚起我對青春的回憶，回想起那個小小的，並不精美，卻讓我幸福滿滿的單管收音機。
家住女生院
明熙回到富順二中當教師，在七九年以前住在女生院。女生院是女生宿舍，一座大四合院，大門向南，東麵和北麵是一間間能放十張學生上下床的大屋子，西麵是一排兩小間連著的屋子。向西外麵的一排小間最初都住單身老師，以後由於學校教師增多，結了婚生了孩子繼續住在這裏，隻是“文革”學生減少，有老師便把一些學生住的房間給占了，其中包括我們。
女生院坐落在一大片樹林中，起大風時樹木被吹得嘩嘩響，整座建築就在沱江邊山坡上，每天迎著朝陽，東麵的房子一推開窗就看見河麵泛著的亮閃閃的光。河中的船隻，河對岸的青山、農田、學校（初二中），盡收眼底。現在住繁華大都巿，十分想念那時的寧靜。我們結婚，兩個兒子都出生在這座女生院，先住小間而後搬進東麵的大間。沒有學生時我們住過兩大間，因此有條件放大床，不過不是買的，而是明熙把兩張單人床倒過來拚合的。也有條件把屋簷下的廚房搬進屋子，不用在外麵風吹雨打。明熙自己砌了灶台，煙囪，還砌了一個浴缸，當然很粗糙。由於熱水要從幾百米遠的大夥食團挑來，所以隻有兩個兒子在浴缸裏泡過。
女生院全是土牆青瓦建築，房子之間用竹子編後抹泥及石灰作為牆壁。每逢大雷雨我都帶著孩子坐在床中間，因為聽說那一片是落雷區，當時也沒有避雷針，也曾見過樹皮被雷劈剝掉的，所以我們盡量腳不著地，背不靠牆，隻有明熙不怕。但是隻要雷雨停後，很多家庭全家出動，去撿被大風刮斷的樹枝當柴火用，我們也不例外，背著背篼，踩著濕漉漉的泥，各家大人孩子打著招呼，高興得很。
六八年我的大兒子半歲過一點，當時女生院隻我們一家有孩子，我和明熙想打乒乓球，就把拆下不再用的自行車內胎綁在辦公用的藤椅上，孩子坐在圈裏不會摔出來，然後把椅子放在乒乓球桌旁。我們打乒乓球時，孩子的頭跟著球轉動，老師們說我們真有辦法。學校有一台海鷗牌120照相機，有一點小毛病，沒人用。明熙借來略加維修後，為大兒子拍了許多珍貴照片。在女生院自己家的小房間設暗室，向縣人民醫院要了廢棄的顯影液定影液，自己衝印照片。還把照相機綁在床架上，利用照相機鏡頭作放大設備，成功地放大照片。那時明熙又裝了收音機，和以前不同的是買了一個淺綠色的大盒子，但效果依然不好。四妺來時說這是一個啟發式收音機，因為沒有聲音時隻要拍拍它就又能收聽。當時九個月大的兒子經常站在床頭去拍，這個鏡頭也留下了。到七十年代這裏的孩子多起來，我們有了小兒子，有一位李老師家有四個兒子，一位梁老師有三個女兒，另外還有很多家有孩子，女生院十分熱鬧。我們家孩子書多，兩個兒子在家裏擺書攤，要看書的各家孩子隻需撿一張幹樹葉就可換一本書看。因為我們經常用鐵釺一張張穿幹樹葉回來生爐火，用現在話說幹樹葉是有經濟價值的。有趣的是三十多年後小兒子在北京真正開了一家很有名氣的小書店：“讀易洞”。夏天，明熙帶著全家下河遊泳，那時我敢穿紅色泳衣下河也讓一些老師覺得不可思議。不過我一直沒學會，因為眼睛一直盯著兩個兒子，他們必須在我視線中。明熙認為學會遊泳多一些生存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