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年，剛過完正月十五，學校開學了，那時正是備戰備荒的年代，大修防空洞。記得那天大太陽，天卻很冷，剛剛五歲的大兒子竟帶著鄰居家三個男孩下到河邊，並且一人走上了學校打水船的跳板上，走到中間，跳板一晃他就摔到河裏了。正中午河邊沒大人，其餘三個孩子隻一個比他大一歲。在山坡上勞動的學生後來隻看見我大兒子一步一個濕腳印走回家。一個學生跟著他回家，見我時說他鞋濕了。把他抱在椅子上才發現全身濕透。他穿著藏藍色棉襖，大家根本沒看見他全身濕透。問他才說了前麵發生的事。脫下所有衣服隻有內衣背心一小塊是幹的。想起都後怕啊，很多人問他怎麼上岸的，他說想到爸爸教的遊泳就劃呀劃呀，邊說還邊比劃。要知道打水船停靠區域是深水區。當時一個年紀大的人要我向著河邊為大兒子喊魂，我也不懂，但我照著做了。
相比之下小兒子沒敢做讓人擔驚受怕的事，他看了電影《閃閃的紅星》，就想穿軍裝戴有五角星的帽子，特別想別槍和匕首。明熙用木頭給他做了小手槍，用竹子給他削了匕首，我在他的黃色衣服上用紅紙剪了領章給貼上，拴了小皮帶，隻有帽子上真有顆五角星。他穿著在女生院很神氣，很想給別人敬軍禮，但一會兒哭著回家說有學生姐姐叫他娘娘解放軍（即女兵），因為他的衣服是翻領的。還有一次他對我說想要一個玩具，隻有三歲多的他，怎麼也說不明白，他撿了兩根一長一短木棍比成一個十字，又說一邊一根繩子拴著，下麵有顆針，並一蹲一蹲說是這樣子，這樣子。我一下明白了是木匠幹活的工具鑽花。誰知道一個小孩要玩這個呢。我告訴明熙後他立即為小兒子做了一個小鑽花，也真能鑽小孔，那些天小兒子就拿著它到處鑽。
在女生院女學生出大門必經我們的家門，對於我們家的許多趣事都了解。比如吃過晚飯碗都沒洗，明熙拉二胡我就唱歌，他是七十年代現學，我常常唱了上句等下句。小兒子很小就大聲唱“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學生們會哈哈大笑。當時我們自己買了理發工具，兒子的頭是我和明熙共同理，而我們倆的頭相互理，剪頭時又經常在女生院大門外的大樹下，十幾歲的女中學生常常停下逗兩個小弟弟，或者對我們會心一笑。在這裏住的老師大多也相處得好，有一個暑假我午睡起來不小心失手把二十六公分鋁鍋中滿滿一鍋滾開的水倒在自己的身上，從右大腿淋到腳背。聽到我的叫聲大家起來，其中有人將泡的水鹽菜一張張鋪在我的腿上叫我別動，我就一直坐在女生院大門口等明熙回來，他當天下午用自行車運煤去了。傍晚滿身大汗的他回家時，我小心揭開鹽菜，不紅不腫連一個泡都沒有。感謝那位好心人，這個治療方法我告訴過很多人，自己也沿用至今。一位老師的丈夫因喝醉酒情況不好，半夜找到我們，明熙就用自行車推著去醫院。晚上經常政治學習，兩個兒子關在屋裏睡覺，小兒子膽小醒過來會哭，隔壁的學生會跑來告訴我們。她們也經常來要點開水或有小傷口時抹點碘酒什麼的。我們還學別人養雞養兔，最成功的是養的一隻灰色母雞，給我們下了五十多個蛋，我每天上課它要送我，我快走到教學樓叫它回去就回去了。後來它生病，鄰居叫我們趕緊殺掉還可以做美味的菜，我們不忍心，那天被一個不認識的人要走了。
其實我們在七十年代初有小兒子後有機會搬離女生院，學校決定把一個老師調走後空出的房給我們，那是前後兩間，後門外有較寬的地方煮飯，當時算是比較正規的宿舍。我還沒來得及看就被一位姓陶的女老師給占了。明熙去找她講理，她說解放前你們就剝削我們，你們那時住得好，現在該我們住了。又是家庭出身，考大學、講戀愛結婚、搞運動，都遇到這個問題，很辛酸。我們放棄了這間屋子，不想爭了，繼續住在女生院。住哪裏怎麼住完全靠自己去感受。不過我們從不記恨拿家庭出身與我們說事的人，因為那是一段曆史，不是小人物能自己決定的。我們和陶老師友好相處，一次她和我談到過去她搶房子的事，我們兩人都笑得直不起腰來。至於曾勸明熙為前程和我分開的領導，一直以來我都覺得他是為明熙好，我一樣尊重他，我也從未對他人提過。八十年代他對我提起這段往事時，一再表示歉疚，很有負罪感，我同情他，我不知道他背著沉重包袱二十餘年，他才是更可憐的受害者。
家住女生院，很多往事回憶起來是美好的，但也有一件讓我們十分不願提及的痛心事。它發生在六八年。六八年二月，隆昌兩派對立發展到武裝衝突，一天晩上槍聲大作，我帶著剛三個多月大的兒子和衣睡覺，第二天學校通知我和另外三個帶小嬰兒的老師作為第一批撤離隆昌的人員。我電話告知明熙後，他立即趕來接我走。他帶來一挑籮筐挑了要蓋的被子，穿的是冬衣，匆匆離開，我從五十年代上初中開始集郵票的郵冊和裝有許多珍貴照片的相冊都沒帶走。以為很快會回來，沒想十多天後隆昌全城大撤退，隆昌二中全校空無一人。除有家在外地的人外，隆昌本地老師及家屬全去了內江。這一走就是半年，我很幸運回到平靜的女生院。沒想一天晚上富順的槍聲也響起來，隻是沒有隆昌那晚上密，關鍵和明熙在一起，沒有那樣緊張。他出去打聽情況，分不清槍聲來自何方，但一會兒傳來上級通知，準備撤退，怎麼走再等通知。我們的弦一下繃緊了，又得逃。我首先用背帶背好孩子，把孩子要吃的奶粉、米粉、糖，還有奶瓶、穿的衣服、尿布之類裝在一個包裏，明熙則清理要帶的糧票、布票、油票等重要東西，把大人穿的裝進背篼，還得捆被子，越想事越多。突然想到我倆自六一年夏天工作以來的所有信件，因怕“文革”初被學生翻走（實際他年輕，沒人來找他的麻煩），全部包好藏在房間的天棚上，十分珍貴，當取下時，看見那麼多，在路上弄丟了更惹事。我們當即決定燒掉，幾乎沒有猶豫，七年的信件便在一瞬間付之一炬。什麼都準備好隻等命令外逃躲“武鬥”，沒想一會兒通知說剛才是演習。真是開了一個大玩笑，小人物真的很無助。不過那天晚上是跑好還是不跑好，當然不跑好，人民少一場災難。但既然沒事搞什麼演習呢？不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嗎？要“文鬥”不要“武鬥”，富順縣當年哪位人物頭腦發熱帶頭不聽話，公然在五虎山開槍向“文鬥”示威。苦了我們這些小老百姓，我們那不可複製、記錄愛情也記錄曆史的信件就讓那些讓人憎恨的人嚇沒了。那天晚上我和明熙都沒說話，以後很多年都不願提及，一句話就是心痛。寫到這裏時還是心痛。而且注定是永遠的。
半年後回隆昌，每家每戶的房間都是空的，我的也不例外，說是被搞“武鬥”的人燒了。八十年代初登記“文革”中財產損失，我損失了什麼財產呢？本就沒有財產，但卻又損失慘重，我自己選擇政府賠償我一本二十七元錢的《辭海》，在廖清明老師處領的。在此之前我們已買了這樣一部《辭海》，現在再要一部是想正好兩個兒子一人一部，是不是這就是給兒子的財富呢？
人生有幾個十八年？可我們在女生院那裏從戀愛結婚生子就有十八年，我們全家人都懷念那裏。九九年帶著小孫子、全家人回富順二中走來走去，努力回憶已被拆掉的女生院，以及那些我教過課、兒子們上過課的教室，那裏的人和事。離開那裏幾十年，女生院經常出現在夢裏，那是值得我魂牽夢繞的地方。
那一年，我讀高中二年級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瀘州一中讀的。五七年的秋季我上高中二年級。
五十年代的瀘州一中，清晨當第一聲鍾聲敲響，所有的同學迅速起床，腳步聲從樓道漫延到樓外的大路上。沒有說話聲，隻有腳步聲，大家跑向操場，新的一天開始了。所有學生都住宿，學習生活緊張而有序。早操後很多同學拿著小凳三五幾個到校園朗讀，當年的瀘州人說那是讀書的好地方。
五十年代的瀘州一中條件設備在瀘州地區堪稱一流。兩幢大大的教學樓，有完好的實驗室、圖書館、閱覽室、音樂教室、大禮堂。大的運動場，可風雨無阻上體育課，體操運動的器材完備，舉行籃球賽還有同學用普通話現場解說。開運動會時操場邊拉著帳篷，短跑比賽時廣播裏放著《騎兵進行曲》，氣氛熱烈，學校辦的《一中青年報》的記者會拿著小本采訪跑第一的同學。
學校沒有自來水，我們必須每天傍晚用麵盆到長江邊去端水。人們用石頭搭一條小路伸向水裏。打著光腳踩在被水半淹的石塊路上，取大半盆清澈的河水，端回宿舍作為第二天的洗臉水用，如要洗澡必須端水換熱水票。瀘州一中雖坐落長江邊，但離河岸遠，且下去的路陡，蜿蜒曲折，大家的飲用水是高中學生每個班輪流到江邊挑的，我也去挑過。雖然很不方便，但大家習慣，夕陽西下時，河邊歡聲笑語非常美麗。
我們對學習很感興趣，因為我們有幸遇到一批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或從某些方麵又能影響終身的教師。
我在高二的班主任叫何恒信，我們給他的外號叫麻痹牌，因為他累次不吸取教訓，先後手表、鋼筆、現金等被盜。他教曆史，口若懸河，講起勁時眼睛隻盯著坐第三排正中的同學，被盯的人怎麼不自在，我們如何笑他全然不顧。他大大咧咧，我印象中他沒有給我們開過班會，什麼事也不管，好像我們也不需要他。因為班上能幹的學生太多了。高中畢業時請他來照畢業照，在教學大樓門前的牆上就貼有“打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何恒信”，大家坐在那裏拍照，他無所謂我們也無所謂，總之在照片上永遠留下了。
我的數學教師全國育也有外號，我們叫他全代數、全幾何、全三角，他真是每科都講得好。他不苟言笑，身材高大，背略佝僂；上課思路清晰，語言幹淨，什麼難題在他的娓娓道來下變得簡單。他還特別能指導運算，在解題板書時他會突然叫某人上去接著寫，你必須緊扣思路，明白算到哪裏了；而我就習慣做得比他快，這樣他叫我時我可以流暢對答。我之所以做題快與他的這種訓練有關。他的許多課堂教學以及對學生的態度對我也有很深的影響。他嚴肅而不刻板，他寬容而不放縱。記得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寫的題是計算二次根號下2倍二次根號下2倍二次根號下2，他讓一個叫馬成彬的同學起來回答，他不知道這個同學沒有兒話音，連自己的“彬”（四川人說“彬”有兒話音）都說不明白。馬同學一站起來我們就開始笑。沒想馬同學有辦法，他躲開說2而念兩次根號下“兩”……，全班一下暴發大笑，比他說2還覺得好笑，此起彼伏的笑聲，相互感染根本停不下來。全老師先試圖製止，說你們像小學生，後又說像幼兒園的小孩，他有點生氣但依然溫文爾雅，就微笑站著到下課。非常和藹可親的一位老師，五十多年沒有忘記。
我們的班集體很溫暖，同學之間非常友好。教室裏常常有對一個什麼問題的激烈爭論，黑板前也有同學為不懂的人耐心講解。學校有規模不錯的圖書室，我們可以借到喜歡的中外名著，看後在校園漫步、津津有味地討論。我們班的活躍在全校有名，排練的大合唱“勞動創造了人類”曾代表學校在巿裏表演。有不少同學家境不好，經常穿打著補丁的衣服，說不定哪一個月他（她）正缺夥食費，但他們充滿朝氣，積極向上的臉一定不讓你看出他們正遭遇到很大的困難，真是生活在一段叫青春萬歲的歲月。
但校園後來變得不平靜，那是從一九五七年秋開始的。
瀘州一中教師中，先是我爸爸因所謂曆史問題被判勞動教養。然後教我高一語文的段老師也出了問題。段老師講古典文學，會唱讀古詩詞，十分有趣。他講了《小石潭記》後我受到啟發才想認真寫篇作文，此前我寫作文總慌慌張張，想挪時間看小說。當然那篇好好寫的作文被他朗讀與點評，是六年中學學習中唯一的一次。不幸的是段老師也被定了莫須有的罪名在瀘州市府禮堂當眾宣判，陣勢很大。因為他的問題，他在蘇聯留學的兒子被立即召回，還有兩個兒子也因此未上大學。他本人後來死在監獄中。
那一年，學生的政治生活也不平靜，我們年級在共青團內部也開展“雙反運動”。我一直不知道反什麼，團內經常開會，團員們很緊張，同時也組織全班同學給他們提過意見。總之我們班上一名女同學那段時間在床上哭泣，後來受到團內處分。她是團幹部，校報《一中青年報》的編輯。我和明熙講戀愛後才知道富順二中高二年級竟有四十餘人在“雙反”中受留團察看處分，明熙也在其中。為此他沒有考上正規大學學他喜歡的機械，但他說不遺憾，因為碰到了我。直到七九年組織才為他們甄別，但他們早已不是共青團員。
這一年教學秩序也被打亂，很多時間我們都在勞動。
首先參加大煉鋼鐵，高中各班都建小高爐，大家都去鄉下運樹木、運磚和石頭，還有礦石。能不能煉出鋼（鐵？），誰也不懷疑，也沒敢懷疑。勞動熱情空前高漲，晚上挑燈夜戰，爐火熊熊，煙霧塵塵。但我和一個女同學隻被安排送茶水，說我倆沒力氣。我雖然沒有在所謂高爐前參與，但的確沒看見煉出什麼。當時提出多少年趕超英國、社會主義已實現，我們的教室經常被要求張貼大紅字的標語，記得我們班就寫過“共產主義暢想曲”，貼在牆上覺得與眾不同，好像共產主義真的快到了。可見年輕的我們多麼單純，多麼地容易被塑造。
學校又建磚廠，自己做磚燒磚。在學校操場旁的土地上挖了一個個幾平米大小、五十多公分深的坑。把裏麵的泥土挖鬆，倒水進去，我們許多女同學就光著腳下到坑中，大家手拉著手用腳踩泥，為了抗拒寒冷大聲唱著歌，直到把泥跺得軟軟的就可以運去拓磚。撻磚的男同學很驕傲，因為是技術活，又需要手臂有力。雙手抓一大坨我們踩的泥，一下摔打在做磚的模子上，弄平整後取出，由他們選擇端磚的同學小心端到放磚的架子上。不能碰到磚的規整的棱角，一塊塊錯開擺好，塊與塊之間要通風，晾幹後一批批運到專門建的燒磚爐中燒。我踩過泥，雙腳凍得通紅，我也運過剛拓好的磚，這項工作要求手穩心細，行動利落。
我們還被組織挖水塘的泥。本來好好的水塘把水放幹，然後光著腳下去挖那些黑黑的、有臭味的泥，再用筐筐挑在塘邊堆著。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呢？當時不知道。記得天氣也很冷，已開始吃不飽，我們盼望收工的鍾聲敲響，大家齊聲唱：“美麗的陳大爺，勇敢的陳大爺，陳大爺呀你那鍾聲擾亂了學校的平靜，也擾亂了我的心房。”（原詞是：美麗的姑娘，勇敢的姑娘，姑娘呀，你那鞭聲擾亂了草原的平靜……）有一天勞動完在教室休息，我們班上一個男同學站在講台上，大講他的夢想。他說他今後一定要擁有美女、汽車，我們覺得是天方夜譚。他還把毛澤東和蔣介石進行比較，更讓我們聽得目瞪口呆。更受驚嚇的是他的演講被從門外過的朱撫季校長聽到了。朱校長很生氣，進來批駁了他的論點，可能朱校長隻把問題結束在教室，以後沒誰批判他。八七年我意外碰到這個老同學，他已在自貢巿一所知名學校當了政治教師二十餘年。
五八年又搞“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的活動，每天要登記各班滅蚊滅蠅的數字。我們到處尋找這些小動物，東張西望，走路都顯得不正常。而且讓我們在山坡上，田坎邊，樹林中，手裏拿著臉盆，瓷盅等能發出響聲的器具，當然鑼鼓更好，兩三人為一個點，看到麻雀就敲響器具大聲呼叫。我們跑得滿身大汗，目的是不讓麻雀停下來。聽說當時不少人參加過趕麻雀，小小鳥兒怎經得起人類的打擊，被消滅不少。當時為什麼要消滅它們呢？理由是說它們吃了莊稼地裏的糧食。那時在中午以後到處可聽見吼叫聲。多年以後一說到這個事我和我的同學們都感到自己的行為既可笑又可恨。
放暑假了，本該回家，卻又組織我們去修瀘州城長江對岸的金茜公路。天氣很熱，勞動熱情一點沒減退。我們的任務是在一座山腰上開出公路的路基。勞動結束那天晩上我們在沙灣瀘州巿五中等船，在宿舍地板上睡到半夜，說船來了，大家蜂擁而上。那種大木船，船工劃，好多男同學也幫著劃，長江的洪水滔天，漆黑的夜晚，興奮的年輕人，在船上大聲齊唱。從沙灣過河我太熟悉了，因為我多次坐那種渡船過河，即便冬天我都很怕，何況是夏天呢。先要把船向上遊劃很遠才能劃到河對岸的碼頭，因為水流很急，往上遊劃要經過一塊叫世界石的地方。世界石上有四個大字“還我河山”，是名人題詞，天晴朗時河對岸都能看見，是抗日戰爭時留下的。船過那裏非常危險，有漩渦，船容易撞到石頭上。船工想招呼大家安靜聽指揮，但沒人聽，一直大聲唱歌。我可是緊張得不行。當然那個夜晩在船工的努力下安全過去了，否則我不可能在這裏回憶，但下船時船工說半夜三更，你們今晚出事連救你們的人都沒有，他們說從來沒這樣被嚇過。我和我的同學們就在驚嚇和歡樂中真正結束高中二年級。
從無憂無慮一下進入到五七年的多事之秋，校園的平靜被打破，我想不是當年陳大爺的鍾聲能恢複的。在高中二年級這一年裏，十六歲的我有過委屈，有過痛苦，有過迷茫，有過快樂。我學會在思考中成長，在憧憬中抗拒挫折，和與我有深厚友誼的同學去迎接高中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