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朋友
二〇〇六年九月的一天，早上不到八點，接到一個電話，說：我是隆昌二中初六六級五班的學生。陌生的聲音傳來了熟悉的人的信息，突然的激動讓四十年前的許多往事一下浮現在眼前。學生說他們費了不少勁找到我在北京的電話，他們非常希望能在國慶聚會時見到我。於是買機票準備行程，讓我自始至終處於興奮中，兒子要我平靜一點，因為我的血壓不穩定。飛到成都後先坐長途汽車回到富順，聚會那天三個學生開車到富順接我去隆昌。從富順到隆昌那是一條我再也熟悉不過的路，一路上回憶哪裏有竹林，哪裏車要上緩緩的坡，過了代寺鎮就是那個小鎮付家橋。望著窗外，心情很不平靜。我剛教他們時還未滿二十二歲，如今六十幾歲了。同學們聚會地點不在飯店而是在一名學生辦的小工廠的會議室。工廠在農村，一路上濃厚的鄉土氣息，依然是雨後，踩著稀稀的泥，這更增加了好像回到過去的感覺。見麵時很多學生不認識了，四十年前的小孩子，現在已五十多歲。大家相擁而泣，加上那天會場的背景音樂不斷地放著“長大後我就成了你”那支歌曲，我的眼眶一直飽含著淚水。
六三年秋我當他們的班主任，教數學。那天聚會時很多學生說當年我首先是他們的老師，以後有些時候像母親，現在回憶起來覺得像是大姐姐，或者更像是朋友。這些稱呼我都喜歡，但更認可最後一個，是朋友。
作為年輕教師，剛開始時肯定沒有刻意去和學生做朋友，站在講台上，講課和當班主任都儼然是一個想管住學生的老師。但從認識到了解他們的過程中，在課內課外與他們的接觸中，感覺他們或許更需要老師的善良和真誠，他們不僅需要嚴肅的教育，更需要關心和溫暖，需要友誼。
六三年國家剛經過困難時期，城鎮的和農村的孩子家境都不好，住校生多，每月末放一次歸宿假回家拿夥食費和生活用品，其餘三個周末都在學校，因此當班主任的我有很多時間和他們在一起。
比如當你在課堂上看見一個小男生花裏胡哨的臉，一對大眼睛望著你，笑眯眯聽你上課，十分可愛。可是第二天第三天臉更不幹淨。你一定要知道是為什麼，原來洗臉帕丟了，他根本就沒洗臉。又比如開學第一個月，就有學生找到你說家裏的計劃供應糧食沒錢買回家，而父母因做生意犯罪在押，他還有三個年幼的弟弟。還有一個農村學生推開我的門，把用一張手帕包的紙幣倒在我桌上，全是皺巴巴的壹分貳分。她臉上雖疲憊，但眼睛放著光，她滿以為摘十片豆腐菜葉捆一小捆賣一分錢，在逢場趕集時去賣了許多，辛苦一個假期一定能攢夠學雜費，手帕裏的錢都沒來得及數，就開學了。我和她一塊兒把紙幣攤平數來數去都隻有一塊多錢。她傷心，哭了。家裏太窮，沒有能力供她上學。等等。
去做家訪更讓我震驚。
一個學生的家在離縣城五十多裏地的小鎮上。瓦房木柱很舊，屋內黑黑的。他的父母似乎是肝火很旺的一對夫婦，兩人搶著對我說兒子的缺點，不時相互有爭吵，我根本沒說話的機會。旁邊還站著他們的其他幾個子女。他們很無助，他們的希望在教師身上。
還有一個學生，父親是隆昌煤礦工人，我帶著幾個學生去那裏，至今我也沒忘記那時的情景。首先從大路走過後，去他家的所謂小路，完全是在那幾條溝溝坎坎上跳來跳去，才能到那小坡上的一間屋子。而這一間屋完全是用樹枝、高粱杆等編織作牆，稀稀疏疏，從屋子裏可以看見屋外，屋頂蓋的是草，屋子裏的床好像是自己搭成的。我本想和孩子的父親談談孩子的問題的，此情此景什麼都說不出口，從沒看見過這麼困難的家，我心裏暗暗發誓，這個孩子沒有美好前程我就對不起家長，對不起學生。
我很想當一個好教師，麵對一個班五十多個少年，需要我即時處理許多突發的問題，現在想起來有些是對的，也有很幼稚的。
有一次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在自習課上打起來了，女生把藍墨水潑在男生臉上。製止完糾紛我叫男孩子跟我出去，他滿以為要到辦公室挨批評，心裏很緊張，很害怕。沒想到是去我宿舍，我幫他把臉洗幹淨就叫他回去了。他回去有感動有得意，這是他以後告訴我的。當時我雖然一句批評的話都沒說，不過他以後再也沒打過架。還有一次一個男生在不放歸宿假的下午，在教室黑板上以我的名義模仿我寫的字發布通知放假，那天下午所有學生信以為真全回家了。上地理課的是一位老女教師，看見教室空無一人，找到我後，把我責問得啞口無言，而且她說短短的通知你還有個錯別字。因為不是我寫的，我也不知哪個字寫錯了。當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犯錯的學生，同學們知道有人闖禍，而代受過的是老師，班上以後再也沒有這種影響大的惡作劇。
我本來是個膽小的人，但在這班學生麵前做過兩次冒險的事。六五年夏天也是周末，十幾個男生要遊泳。學校附近有很多采石場，采過石頭後又經多年灌滿雨水成為小池塘，四周長著許多植物，水綠綠的，水下的坑坑窪窪都很堅硬。夏天總有人去遊泳，在那裏遊泳很危險。我經不住他們的左磨右磨竟同意了。他們七嘴八舌指揮我坐在岸邊，排隊依次從我身邊跳入水中，前一人遊二十米左右到對岸上岸後，下一人才準下水。他們認為是絕對安全的，但後來他們速度越來越快，赤身短褲，個個都差不多，隻見下水，遊泳，上岸又跑到我身邊排隊。我眼睛死死盯著水麵，不斷數人的個數，覺得越數越數不清，緊張得雙手出汗。後來明熙知道後囑咐我千萬別再做這樣的傻事了，當老師該堅持的必須堅持。當然平安無事是因為他們太能幹。
全年級組織去內江，參觀椑木鎮糖廠時，返程去內江火車站要走比較長的一段路，還得坐船過沱江。我班上十幾個女生想從鐵路橋上走過去，我不假思索同意並跟著去了。過沱江的鐵路橋中間過火車，兩邊各有一條隻有一人通過的人行道，鋪的木板，木板之間的小縫可以看見湍急的河水；人行道也有護欄，但護欄是拉的幾道鋼繩，每道相隔二十公分左右，走在上麵滿眼看的都是河水。我本來有點恐高，被嚇得不敢動，進退不得，學生叫我閉著眼走，一試覺得會走到河裏去，叫我蹲低一點走，又覺得會從護欄的間隔中掉下去。最後是前麵的學生拉我一隻手，後麵學生拉一隻手，半睜半閉著眼走過去的。我慘白著臉隻差沒暈倒，這時和她們在一起像互相結伴出去玩的朋友。
我在教他們的三年中，由於數學使用新教材，教法也在改革，我經常有公開課。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全縣許多學校數學教師來聽課，還有一次是全校各個學科老師來聽課。這些時候學生們十分興奮，他們知道這也許是大家對我教學上的認可，也許是對一個年輕教師的幫助，總之他們希望我做得好，為我有成績而驕傲。我和他們共同度過快樂的三年。我們一塊兒參加全年級采桉樹種子賣的錢為少先隊大隊買大鼓，組建笛子樂隊為少先隊大隊升旗奏樂（沒有錢買小號和小鼓），這可能是在全國都少有的升旗樂隊。我們農忙假下鄉勞動，割麥運麥把我的雙肩都磨破流血，後來長出的皮可以讓我挑六十斤重走十裏地。我說我開過獨唱音樂會，是因為周末他們聚在我宿舍，我翻著那本《革命歌曲大家唱》唱歌，合唱時候少，他們要聽我唱。我們班當時表演節目也與眾不同，如大合唱《英雄的汽車司機員》、表演唱《卡基德洛古老森林》、《庫爾班大叔叔你去哪兒？》。應該說他們生活學習在一個好的快樂的集體中，為今後的成長打下了好的基礎。
六六年四五月份，班裏有個叫許顯明的學生得了腎炎，他媽媽滿臉憔悴跟我說，她兒子一邊在城裏治病，一邊學習，要我管住她兒子，不讓她打籃球。這孩子長得帥，酷愛籃球運動。我覺得必須幫助家長，就答應了。每天下午課外活動或者晚飯後我得去球場邊看住他。但還是偷著打，常常讓我很生氣。有一天看見他腳上穿一雙漂亮的新球鞋打球，一問才知道用了治病的錢。我一下火往頭上衝，我不僅批評他，甚至是責罵，聲色俱厲！可能他從未見過我動怒，總之事後他不敢穿那雙心愛的鞋，肯定心中對我有許多怨恨。當時我的這種情緒後來在教育自己的兒子時有過。沒想“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很快席卷而來，“走資派”、出身不好的人首先受到衝擊，我被寫了大字報，許顯明畢竟是十五歲的孩子，在大潮流中也傾瀉不滿，我心裏十分明白是怎麼回事。那段時間這個班有的學生卻又怕我受不了，晚上有女生在我宿舍陪我住，關燈後看見有男生在窗外走過來走過去，後來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他們說怕我死。“文革”來勢凶猛，來不及讓人們深思熟慮，很多時候言不由衷，包括我自己，我也說錯過話做錯過事。八五年秋的一天上午，我買了菜走在回家的路上，又是雨後，看見一輛小車開過來趕緊讓路到邊上，否則又會濺一身泥水。我隻顧看腳下，卻發現汽車停在我旁邊，車門打開，司機下來輕輕叫了我一聲老師。我一抬頭他便雙手緊緊握住我的手，我在詫異中他說他是許顯明。分別快二十年了怎麼開著車都認出了我呢，我說學生從小孩長成大人我可在街上認不出，他說你認不出我們不要緊，隻要我們認得你。讓我說什麼好呢？以後他去過我家，因為明熙買了摩托車，他給了明熙好幾個點火器。我也去過自貢巿他的家，漂亮的妻子，兩個帥氣的兒子，不幸的是他在八十年代初期換了腎。可以知道的原因，〇六年的聚會沒有了他的身影。
我的非常優秀的六六級五班學生，隻有幾個上了大學，大多數同學在以後沒有讀書機會，那場運動改寫了很多人的命運。但奮鬥是接受命運安排的最好辦法，雖曆經坎坷，大多數人事業有成。在那天見麵時大家爭先坐在我旁邊，講他們這些年的經曆、他們的境遇、他們的家庭，和他們一同感受歡樂與苦難，無數次流下激動的淚水。他們一定要和我一起唱《紅梅花兒開》那首回憶情竇初開歲月的歌曲。一起回到隆昌二中追尋青春的腳跡，在學校會議室休息時，一群女生看我許久後說，想找回我年輕時的樣子。總之有許多讓我動容的事，但最感動我的是，他們在剛見麵發的同學錄，一張賀年卡式的紙片，正麵寫著同學錄，背麵有一張初中畢業的集體照，打開是全班同學的名單。每人後麵隻有電話號碼，沒有單位名稱，沒有職位，盡管他們中也有當了什麼什麼長，但他們心中記住的是同學。榮幸的是他們把我的名字和他們放到一起，我也在同學中，我們大家記住的是純潔的、珍貴的友誼，怎麼可能說不是朋友呢？
媽媽說話要負責
我在學生麵前說話比較慬慎，教書幾十年，學生遲到我不會不準他進教室，我也不會因學生上課不守紀律叫他出去，也從未凶狠地讓學生回家叫家長。自己也容易站在學生和家長的位置考慮問題。明熙在富順二中有位忘年交楊汝綸，是德高望重的老師，他曾告訴明熙他對子女注重心理教育，從不打罵。但是年輕時的我們對此缺乏深刻的理解，對兒子期望值太高，要求太急切，常常從“管”這個字出發；不像對待學生，反而對自己的孩子教育不冷靜，說話不計後果，因此有過錯誤，也有過無奈。
大兒子未上小學時，一天午睡起來沒看見他，聽說跟著鄰居上小學的孩子走了。於是我立刻追進城，一直追到五虎山小學，他正站在教室門外看大家上課。我拉著他往回走，要知道一趟至少走五十分鍾左右。回到家我叫他坐在桌子邊的椅子上，說不能離開這裏就趕緊去上課了。當然沒鎖家裏的門。等我下課回家時看見他還乖乖地坐在那裏，隻是走近一看桌子下麵明顯是他拉的尿，已經流到櫃子下麵。我說你拉尿為什麼不到外麵去，他說媽媽，你不是叫我別離開這裏嗎？真叫我哭笑不得。
還有一天我下午下課回家，已五點過了，大兒子也從小學放學，我問他作業寫了嗎？他說沒有，然後我要他先完成作業然後再玩。第二天他上學時我說你必須記住，下午回家一定要先完成作業然後再玩，下麵我就說了最不該說的話，我說如果我下班回來看見你沒寫作業，你就別回家。他當時剛滿八歲。下午他依然忘了應先寫作業，我遠遠就看見他在女生院外麵玩。等我走近他發現我時，可能想起了我早上說的話，而且看到我對他冷處理就徑直進家門了。等我煮好飯叫吃飯時，就沒看見大兒子，當時想可能他覺得自己錯了不好意思吃飯，可是等到天黑了也沒見他回家。我站在女生院門口也沒有看見人影，心裏有點慌了。明熙安慰我說會回來的，他那麼小能去哪裏，可能怕挨罵，說我們再等等。這一等等到下晚自習了，一會兒滅燈了，學生也就寢了，還是沒回來，這下我和明熙都著急了，決定去找。我們先去經常和他一塊兒玩的小朋友家，都沒有，又問他班主任家（富順二中），也沒有。我們決定擴大範圍，去大田角（富順二中再往鄉下去的農家院子）找，走到那裏很多狗叫得太可怕了，我們隻能在馬路邊叫大兒子同學的名字，果然有回應，但我大兒子不在這裏。返回學校，我心裏已經亂如麻，很多可怕的後果開始出現在腦海中，不斷說怎麼辦怎麼辦，明熙說早知道這樣就不該亂說，我知道他在生我的氣，但沒有多埋怨我，怕我受不了。
我們準備進城，走出校門，明熙說還是再在學校找，於是返回學校，他拿著手電筒，我們先在大禮堂那些角落裏找，上體育課的跳箱裏找，然後明熙決定上教學樓。我完全沒了主意，跟著他一間間教室看。依然沒有，回家我傷心地哭了，此時已經晚上十一點過了，我們如坐針氈，突然明熙好像有靈感似的，他說再上教學樓。一種神奇的力量在支配他，他沒再一間一間教室去看第二遍，徑直走進最靠近家的方向的那間教室，用手電照一行行的桌子下麵，終於看見我們的大兒子雙手插在袖管中，蜷曲著雙腿在地板上睡著了，他把兩張課桌拉攏拚齊，睡在下麵。第一次來時我們隻是在窗外照就沒看見。因為當時已是深秋，天氣已很冷，明熙把他抱起來的時候他醒了，看見我們就哭了，不用說我當時抱著兒子已泣不成聲。牽著失而複得的兒子回家，洗幹淨睡地板弄髒的手和臉，給他吃餅幹，喝開水，他邊吃邊抽噎著說我以為你們不要我了；他說我一直在想明天我回家要跟媽媽說我以後一定要先寫作業一定要先寫作業。看著我可憐的兒子不斷認錯，我自責不已，認錯的應該是我，當媽媽的說了不負責任的話，現在想來當時為什麼非要孩子在五點過寫作業呢，那正該是他玩的時候。多年以後我也沒有原諒自己。不過他也確實頑皮，點子也多，但我再也沒有說過如此不負責的話。
照理對待小兒子經驗就多多了，可是教育孩子可真是一個永恒的難題。小兒子在滿五歲那年就要求上小學，後來滿了六歲都還沒資格，必須滿七足歲。實在不能再等一年，於是選擇農村小學共和小學去報名。帶他去那天在路上我囑咐他，一會兒老師問你幾歲了，你一定要說七歲了。他先答應得好好的，但走到半路上突然哭了，他說我不會撒謊呀，我不會說我滿七歲了，我隻有六歲呀。那怎麼辦呢，無奈的我當著兒子的麵對老師撒謊說他七足歲了。
也是在他未上小學的時候，富順的五金公司到了兩台電唱機，那種可以放唱片的但不是用搖柄的留聲機，記得很清楚，要一百二十元一台，比我們兩人一個月工資都還多。明熙上街時碰上了，那種想買的欲望支配著他，可能富順曲藝隊（還是川劇團）也想買，在隻剩一台時明熙先拿到，當時為錢的事也十分猶豫，於是賣東西的人說先拿回去聽，幾天之內不要趕緊讓給工作需要的人。當然家裏突然有那台電唱機，帶回的唱片有《頂罐舞曲》、《瑤族舞曲》等，太好聽了。可是有一個嚴峻的問題需要和兩個兒子商量，因為在此之前我們有個承諾說這個月給他們買一付乒乓球拍，需要五塊多錢，但買了那個大玩意兒，就大大影響開支。於是和他們商量是不是可以下個月買。大兒子當時沒說什麼，可是小兒子堅決不同意，問他電唱機放的歌好不好聽，他說好聽，但乒乓球拍也必須買，原因是你們大人說話要負責，你們要我們說話算話，你們也得說話算話。他把買東西這件事上升到另一個層麵。我們兩個當父母的開始說服他，但他怎麼也不答應，總之你們許諾了就不能反悔，我一下說了一句認為是可以製服他的話，我說你穿的吃的哪樣不是我們買的？他突然說我把穿的還給你們，於是開始脫外衣、毛衣、秋褲、鞋、襪子，脫一樣扔一樣，我們撿一樣，當時我們看他那樣太可愛了，想笑卻裝得很嚴肅。當脫得隻剩一條小內褲時不脫了，他說你們也有東西還我，你們砌灶台我還幫忙撿了鵝卵石，他找到一個錘子就去打灶台。這時明熙手裏拿根棍子說太不像話了，想要打他的樣子，小兒子說你打人要犯法，公安局要抓你，我用毛巾把他圍起一把抱到懷中。怎麼辦呢，把那個太占錢的玩意兒給退了，把乒乓球拍給買回來。當媽媽的說話要負責。
順便說一句，一九八〇年富順五金公司進了日本東芝牌的收錄機，我們花三百三十元買了一台，又花三十三元買了十一盒索尼的空白錄音帶，是富順二中教師中引領新潮流的。但是一些老師對我們的生活方式還是不理解，因為我們睡的大床還是學生床拚的，當時三百多元可以做全套家具。但我們就喜歡這麼過，當看著小兒子開著錄音機用稚嫩的聲音說：“我崇拜的人是孫悟空、麥克（電視劇《大西洋海底來的人》的主角）、陳少澤（電影《保密局的槍聲》的主角）”時，心中隻有滿足。
兩代人的幼兒園
最近看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播出湖南一鄉村的幼兒教育問題。父母外出打工，孩子跟著爺爺奶奶，老人幹活也得背一個拉一個。記者問為什麼必須帶著他們呀，不帶著誰看呀，出家門就是坡呀坎呀水呀，誰放心得下。又問有幼兒園嗎，這可問到點子上了，幼兒園，你在哪裏？
我是教師，是母親，是奶奶，我也在心中問，山區的、邊遠地區的孩子們，你們有幼兒園嗎？
我為什麼對這一話題敏感，那是因為我在四十多年以前，我剛三十歲出頭時問過。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兩個兒子先後出生，雖說運動帶來很多困難，但我們卻利用“亂”把大兒子帶大到三歲。七十年代初，教學秩序逐漸恢複，我和明熙都當班主任，教兩個班數學，工作量很大，帶孩子的事成了頭等大事，所以石頭有了保保。而富順二中在沱江邊，出家門便是陡坡，出校門是公路，那時有很多運東西的人力板車，衝下坡時特別危險，所以大兒子跟著別人進了城讓我既擔心又生氣，還有那次上了打水船，更是經常處於驚恐中。
所以當孩子該上幼兒園時，我們心中向往有個幼兒園。
七十年代富順縣有“人民路幼兒園”和“新民路幼兒園”，但家住離城三裏路的富順二中的孩子，根本進不了這兩家幼兒園，不屬於它們的收生範圍。即便進得去，當教師的我們也不可能每天按點去接送。學校為了解決年輕教師的困難，在七三年初，請了兩位教師的愛人辦了一個幼兒班，我們親切叫它“幼兒班班”，就像對小孩說話要說吃飯飯、睡覺覺一樣。我們的兩個兒子在這裏接受所謂學前教育，兩位教師的愛人我們稱師母。幼兒班隻一間二十幾平米大的屋子，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或更早的建築。從富順二中教師宿舍教員院到教學區要在公路上走近兩百米，這段公路兩邊都是農田，從這段路中間有一條約四十公分寬的田坎路走到一個土牆圍著的小院，門向西開著，進去有一個小院壩，種了一顆桂圓樹，枝繁葉茂讓院壩看著涼爽。院子東麵和南麵各有兩三間屋子，分別住著兩位老師及家人，南麵老師有六個兒子，東麵老師有三個兒子加上父母，一個小院子住了六個大人九個男孩，現在很難想象怎麼住得下。而西麵這間屋子竟然空出來辦了幼兒班，房子全土牆，有兩個窗戶，用木框釘上木條做成長條窗框，沒有玻璃窗；我的兩個兒子都喜歡坐在窗台上，把腳從窗框上伸出去望著公路上過往的車輛和行走的路人。從不到兩歲大的孩子到六歲大的全在一塊兒玩，上、下午中間有一點零食吃，大一點的孩子教過簡單識字。兩位師母極有愛心、責任心，講衛生，教孩子好的習慣，孩子們雖隻有為數不多的簡單玩具，但在一塊兒很開心，每天在校園裏跑跑跳跳，有人看著很安全，我們也能放心工作。
幼兒班在規模最大時也不到二十個孩子，組織的最大一次活動是七四年春天，富順二中一位女教師參與，三個老師帶著孩子們步行去城裏五虎山玩。其中兩個不滿兩歲的是老師抱著，我的小兒子剛三歲，自己走，大兒子因已滿六歲，他背著水壺，是大家要喝的，還有一個大一點的孩子背糖果。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被太陽曬得疲憊的孩子拍集體照時沒有一人有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