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個幼兒班我和明熙也不滿足，但當年實在很無奈。有一次小兒子右膝蓋擦破了皮，他堅決要塗抹紅藥水，等師母找到紅藥，他要自己抺，結果抹在左膝蓋上，他已經忘記傷在右邊了。我曾去人民路幼兒園給一位小班老師說好話，把小兒子送到人民路幼兒園去體驗了半天，中午接他時，他戀戀不舍離開。據老師說他特別專注聽故事，別人唱歌也跟著唱，可能不會唱，別人喝水也去喝，幸好我帶了杯子。以後幾年我們從人民路幼兒園門前過他都望著裏麵。
盡管如此，兩個兒子還是十分喜歡他們的幼兒班班，對兩個師母也是非常喜愛，他們讀大學時都還回憶這個地方，工作後還帶禮物去看望過師母。看著在五虎山的合影高興得大笑。
幼兒園應該是讓孩子接受啟蒙教育，又讓孩子有安全感的成長的地方，而且是人生第一階段的集體生活。“找呀找呀找，找到一個好朋友”，所有的孩子都應享受這份快樂，它不一定大，也不一定有優越的條件，但應有好的老師。
我不知道四十幾年後的今天，湖南的山區比我當年所在的富順二中還困難，我不知道中央台報道的山村何時有幼兒園。
但我知道北京的幼兒園讓人眼花繚亂。
二〇〇一年二月底我們帶著孫子滿滿來到北京，這也是十二年前的事了。當時住在望京的聖馨大地小區，一天帶著未滿三歲的他在南湖公園玩，與一個老太太交談中得知一個叫花家地北裏的幼兒園，離我們住的地方不遠，但需去排隊，有名額就可以入園。剛到北京有人提供如此重要信息，沒等晚上與下班回來的兒子兒媳商量，當天下午我就去幼兒園報名。
在花家地北裏小區裏，四周樹木環抱一幢獨立兩層小樓，鐵的護欄連著大門，門衛室有保安，樓下很寬的活動場所裏有孩子們的遊玩器械。我找到園長，園長說八月底剛好有一個小班孩子升入中班，小班隻剩這一個名額，她說一年需交一千元錢，此外每月繳約二百八十元的夥食費等。她態度溫和，回答我許多問題，一日三餐在幼兒園吃，早上七點四十分入園，下午四點五十分放學，中午午睡每人有一張小床，一個班二十多個孩子，兩個教課老師，一個生活老師共三人，食堂有廚師，還有一間醫務室。我看到樓梯旁裝有很大的編織網，是不是怕孩子不慎摔下作防護用。一周三餐不同菜譜貼在牆上，我很滿意，當即繳了一千元算報了名，隻需八月底就可以去。
晚上兒子和兒媳回來，一談到這家幼兒園收費如此低，幾乎不敢相信，是公辦？民辦？他們一個孩子，一定想讓孩子受好的教育，從收費的標準說，他們怕條件不好虧了孩子。就像現在買的東西太便宜了心裏反倒不踏實一樣。我們當爺爺奶奶的更是把孫子愛在心頭了，也希望孩子上個好幼兒園。說實話我也沒弄清楚。不管怎樣先占一個位子再說，我和明熙開始考察。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我們看了一家鋼琴幼兒園，說每天有三十分鍾練琴時間，一年繳費一萬八千元，然後每月繳八百元生活費等；每班隻有幾個孩子。我們還看了一家雙語幼兒園，說主要讓孩子多學習英語，收費也是一年一萬八千元再繳不菲的生活費，我谘詢了英語教師說如果在幼兒園是雙語環境，出園不是，效果也不會顯著。以後還看了幾家幼兒園，年收費五千以上，每月生活費也是八百元。
兒子兒媳很尊重我們的考察結果，並耐心聽了我們的意見。我們認為繳一萬八千元的兩類型幼兒園一個班幾個孩子，幾個老師圍著他們轉，很貴族化，和家裏差不多，不利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和獨立應變能力；其次班額小，他接觸不同環境、不同性格的孩子少，不利他對人對事的判斷力的培養。至於學琴，我一直喜歡音樂，當然希望孫子喜歡，我覺得可以去報鋼琴班，如果孩子真有興趣家裏買鋼琴。還有一個原因，收費懸殊如此大，一年交一萬八千元與一年交一千元，是不可思議的對比，而且每月生活費八百元與二百八十元，孩子吃什麼昂貴食品呢，真像小皇帝一樣過嗎？我們的結論是要平民化不要貴族化。口裏這麼說，心裏還是想那些幼兒園收費太高，十二年前兒子三十歲，剛買房每月還幾千元按揭，於是選擇了花家地北裏幼兒園。
從三歲進園，從小班，中班，到大班，我們的孫子度過了快樂的三年。他沒有受過磕碰的任何傷，不管學什麼，不管學多學少，孩子的健康安全是首選。他在幼兒園學畫的蝦至今放在鏡框掛在家裏最顯眼的位置。我們沒給孩子報學前班，他就在幼兒園大班與小學正常銜接。我也不願讓孩子上學前班，因為他上小學時可能缺乏新鮮感，缺乏對未知的好奇與探索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孩子養成了好的生活習慣與學習習慣。我們的選擇是正確的。他四歲多開始學琴，鋼琴考過八級，在小學又學圍棋，考過業餘二段。我和他爺爺都是數學教師卻沒讓他學奧數，因為他不喜歡。不喜歡奧數不等於不喜歡數學。
十二年過去了，至今不明白花家地北裏幼兒園是民辦還是公辦，但它一定給很多孩子和他們的家庭送去了溫暖，現在我們常常回憶這家幼兒園，看孩子讀完大班的集體照，雖然我們一直不認識他的老師，那位園長也僅在報名時見過一麵，以後連樣子都想不起，但在心裏很想說：“你好，花家地北裏幼兒園！”
應該說我的兒子和孫子，他們的幼兒時代是幸運的。
他是領導
“領導”指的是明熙的父親，老人滿八十那年孫子和外孫子給他的稱號。
老人很想八十大壽辦得風光，那是一九九四年，六個兒女家境也不錯，要辦也是有條件的。六個兒女寫信商量，見麵討論，主要在多大範圍內請客人的界定上有分歧。最後達成的共識是幾代家人的同事、朋友、同學、鄰居一律不請，就是老人的兒女孫輩結婚後婆家人或娘家人都不請。這次做壽實實在在請的就是自家人。
老人有六個兒女，加上配偶這一代參加的是十二人，老人有六個孫兒、三個孫女、七個外孫、四個外孫女，共二十個，除兩個沒有結婚，這一代應有三十八人參加，當時第四代已有十二人，就這樣已有七十人，加上老人親妹妹一家、親堂兄弟等八九十人的規模，在富順西湖賓館包了一層樓都不夠。雖事前明熙的幺兄弟負責安排，但人一聚齊，六個兒女得開會商量若幹具體細節，於是孫輩們戲稱是在開“常委會”，他們想來聽聽就說是列席常委會，而會議沒有領導不行，因此老人就是領導了。
不過他一次會也沒參加過，他本不想縮小範圍，但兒女們定了也就定了，什麼意見都沒有。他是一個很好說話的人，所以他的領導地位形同虛設。應該說這種狀況由來已久，有其曆史淵源。
老人年輕時在鎮上賣過中藥，經營過釀酒小作坊，不能養家糊口，支撐一片天的是老人的妻子。她養育了三個女兒、三個兒子，逢單是女，雙是兒，當地人稱是很有福氣的花胎。兒女們稱呼父親為父，稱呼母親為阿姐（是哪裏人？為何稱母親為阿姐呢？）。阿姐是小腳女人，上過私塾，很聰明，很有智慧，據說古書《玉霞洞》能讀通。她人漂亮，卻很能吃苦，小地主的家必須指揮栽秧打穀，一年四季全家人的吃穿、子女的教育、供奉娘婆二家的老人、以後兒女的婚姻嫁娶，全靠她運籌帷幄，而父不需要動腦筋出主意，或張羅勞累，妻子在家把什麼事都擔當了。因此他作為丈夫，作為父親，在該顯示自己當家做主的才幹時他沒有機會展示，也就是說他該當領導時就沒有當成。
明熙排行老四，據他說他家雖是地主，他一年隻有一雙布鞋，大多數時間打赤腳或穿草鞋，幹活的人吃幹的，不幹活的人喝稀的。此地主非彼地主，不是想象中有很大的房子很多用人，明熙幾歲時有一次在豬圈裏睡了一晚，直至被豬哄醒才回床上去，也無人知道那天晚上少了一個孩子。但土改中這樣的小地主家庭，阿姐依然受到很大的打擊，拖著老小，被迫搬家。五十年代阿姐堅持供四個孩子上學，再困難都不能中斷學業，把希望寄托在讀書上，這是阿姐最堅定的信念。明熙上有哥哥姐姐幫助挑了生活重擔，下有弟弟妹妹幹喂雞拾柴的雜活，他成了阿姐重點培養的人。困難時期阿姐更是沒吃沒喝也想方設法能讓全家人平安度過，而這十多年政治的壓力，物質上的窮困，父作為工商業者在單位有點為數不多的工資，也有一份供應的口糧，家裏的情況雖不能說他知之不多，但至少是沒有完全同甘共苦。用兒女的話說，他一直在空空裏過日子。所以不當領導的日子雖沒有榮耀也躲過很多災難，領導其實是不好當的。
過度的勞累讓阿姐積勞成疾，沒完沒了地咳嗽，沒有藥物治療，不能安靜地休息，吃飽飯是理想而不是現實，更說不上營養。眼盼著六二年過去會迎來生活開始好轉的六三年，已經工作的明熙和他的三姐把老母親送到自貢治療，但都沒能抗拒疾病的摧殘，老母親去世了。其實當年母親隻有五十二歲，離老應該還很遠很遠，這成為明熙兄妹六人心中永遠的痛。明熙的大姐經常在這個家族中有新生命誕生時說：“老母親看見該多高興啊。”
六三年老母親去世時父才四十九歲，“文革”後曾有同事要給他介紹續弦的對象，但兒女們認為他一個月十多元錢的工資如何養活別人呢，他聽了兒女們的意見，退休後想在哪個兒女家住就住那裏。他生性達觀開朗，心中不擱事，兒女家什麼事他很少管。由於富順是他的老家，他的根在那裏，因此有不少時間住在我們家。
他年輕時是生意人，骨子裏喜歡精打細算。
他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上八點提著茶杯，自帶茶葉，去西湖邊的茶園和茶友喝茶，隻需三角錢的開水錢可以坐半天，他離開家時我們會說“父上班了”，回家時會說“下班了”，他很樂意說他去喝茶是上班。回來在路上順帶買點菜。他的記憶力很好，菜是幾斤幾兩乘以單價，精確到分記在一張紙上，月底合計完後交給我，我會把錢給他。他把自己定位得恰當，不是當家的人。遇到我這個不愛管錢也不斤斤計較的兒媳婦，他很想教育我們如何持家，但理念完全不同，因此他自己身體力行。比如剛上市的時令蔬菜不買，因為貴，要等登巿後再吃。如果我們買吃的花錢多，他會說：“寧買上當貨，不買吃得貨。”八七年我和四妹去北京玩，回來小兒子石頭向我訴苦，說阿公每天中午藤藤菜茄子，晩上茄子藤藤菜，隻是換換位置而已，而且肉要等明熙回來才吃。父隻知道過去好吃的要留給當家人，比如他，而今時過境遷，好吃的要給孩子。當然最讓我們頭痛的是他下午喝茶回家會去買肉攤上剩下的顏色已不新鮮的肉，因為便宜。我提出這樣的肉我們不能吃，想到可能還有不少蒼蠅叮過，但他不聽，為你們省錢你們還不高興，後來明熙決定實施製裁，一是不給他錢，二是直接扔掉。父心疼兒子，他一點不生氣。
九十年代有一本寫牟其中的書，被他看得爛熟，孫子們來了他要宣講，我們的朋友來了他也抓住機會談這位老牟的發跡，他很希望大家都會做生意。
父一輩子喜歡抽葉子煙，來看他的兒孫都愛給他買。一大片大片的煙葉子，噴上幹淨的水，剪成一節節的小塊，然後卷成紙煙狀一根根的，排列在桌子上，櫃子上，晾幹後收藏在抽屜裏。他喜歡的客人如果抽煙他會送上一小包。他的一個孫兒開玩笑說為什麼阿公身體健康，就是因為他抽葉子煙，而且是他自己生產，又是親手製作的。立即另一個孫兒響應，願意為他做廣告、宣傳、銷售，定價可以超過紅塔山，問他你自己為什麼不學牟其中呢？這些玩笑讓他愉悅，我覺得他天天卷葉子煙是一個很好的活，讓他很安靜，就像練氣功，活動手指，進入一種境界，大概真是他長壽的秘訣之一。
父還有一個愛好是看報，看新聞聯播，他有很多見解想對人談。我們買了大電視機放在廳裏，說小的放進他的屋，他不要，因為一個人看有什麼意思呢。記得九一年有一個電視劇寫一個老縫紉師傅與一個退休女教師的黃昏戀，感情真摯，卻遭雙方兒女反對的故事，我和明熙邊看邊譴責兒女，沒想父一下站起來指著明熙說那你們當時為什麼反對我？我們無言以對，突然覺得他十分可憐。那麼多的兒孫，各家忙自己的事，過自己的日子，他有時談點看法我們也沒認真聽。隻見他天天健康喝茶，吃飽穿暖，這個女兒接去玩玩，那個兒子家過過，北上南下，坐飛機，坐火車，比很多老人都幸福了，其實內心有孤獨。
父對自己有多少錢特別清楚，那點三十多元的退休金拿了很多年。能攢下一點錢首先是他健康，很少生病，其次是他的孫輩們工作了，兒女們真正好起來了，他的日子就更好過了。兒女們、孫輩們在他生日或過年過節都會給他錢或買禮品，從沒戴過金戒指的他也在八十歲後戴上了，好衣服不舍得穿，我和明熙常提醒他穿新的，好酒他留著送茶友，好茶好葉子煙是最愛。他經常要對禮物在性價比上作評估，我大兒子在九四年給他買了個五十元錢的打火機，他大呼不值，他說你寧可把錢給我。
要從他手裏拿錢是困難的，但也是快樂而有趣的，那要等到過年。明熙的一個侄子告訴我，七十年代阿公發給他們的過年錢是一人五分，還得先磕頭，想多磕幾個頭多得幾個五分都不行。我看見發過年錢規模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九九年，在我們家。就我們和明熙大哥兩家人，兩大圓桌坐不下，孫子和孫女婿等男性自然坐一大圓桌，擠在阿公身邊，吃都是次要的，就是要老人發過年錢。那天父穿的棉襖很多口袋，不同口袋裝著不同的錢。先發第四代末末的，那天在場有七個末末，一個末末二十元，從外麵的口袋掏錢發，而那年最大的一個末末已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他就不發了，這個孩子在祖祖麵前不依不饒，她的舅舅們幫著說好話，終於發了二十元。剛平靜，我的孫兒滿滿當時是在場的最下末末，老人從裏麵口袋掏出一張一百元發給滿滿，明顯偏愛，又是一陣哄鬧。於是坐在他兩邊的孫兒特別關注阿公衣服裏麵的口袋，老人邊講發錢的理由是滿滿不到一歲，第一次得過年錢，一邊得小心孫兒動他的口袋，笑聲一陣高過一陣，我和大嫂笑得眼淚直流。說實話這個小末末他確實最愛，他天天喝茶回家要抱滿滿，一身的葉子煙味也帶在孩子衣服上，還悄悄躲在房間喂滿滿吃我們認為不該吃的東西，我們也沒辦法。明熙的大姐說父自己的兒女沒帶過，那麼多孫孫外孫，還有那麼多第四代（滿滿是第十七位），他也沒這樣親密過。滿滿給老人帶來過很多快樂。總之那天孫輩們一人十元，我們當兒女的一人一個一元硬幣。大家心滿意足。要的是歡樂。
九九年父已八十五歲高齡，兒孫們纏著和他鬧，他的興致很濃，頭腦清楚，心中有數，決不會發錯錢說錯話。說到他的健康，讓人佩服，九三年正月，我爸爸在富順去世，我的三妹來奔喪，三妹是淩晨三點過到富順東街車站，是父和司機一塊兒去接，他並沒有見過我三妹本人，隻告訴他三妹很像我。漆黑的夜晚，昏暗的路燈，他很準確接到我三妹。後來明熙說一樣七十九歲年齡的兩位老人，一個去另一個世界，一個卻在為離開的人奔忙，人與人太不一樣。我的爸爸遭受打擊太多，知識分子，心事太重。而父有妻子為他承受了大多數重壓，加上他什麼事都看得開，他這一輩子好像不需要指揮誰，在各個時期總會有親人在為他安排好一切，當他的兒女年事已高力不從心時，孫輩們乃至末末輩又接過接力棒分擔若幹照顧他的事，頤養天年的父，他這個領導當得不辛苦。
不過他這一生有一次很光輝地、實實在在像領導一樣地講了話，那是二〇〇四年他的九十大壽，這一次規模擴大是他老人家已五世同堂，他的末末又增至二十一位。大家庭、大家族聆聽他準備了很久、也可能是人生曆程頂峰的聲音，下麵是他講話的原文：
“各位親友：我已度過九十個春秋，經過風風雨雨，沒有為國家和子孫做貢獻，表示慚愧和遺憾，但是有幸發展了五代人，其中有政界、學界、工界和商界。希望你們在各條戰線上努力學習，持之以恒，艱苦奮鬥，克服困難，發揚光大，繼續前進，戒驕戒躁，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個個成才，做出新的成就，再創輝煌。我們已經建立幸福大家庭，要一代更比一代強，後繼有人。感謝各位親友，承蒙光臨，表示崇高敬意，謝謝。”
一個九十歲的老人，用洪亮的聲音，不用講稿，麵對上百人，在慶祝酒宴開始之際，講出上述一番話，說明思維是非常清晰的。
九十個春秋在他頭腦裏像放電影一樣不知過了多少遍，他一定對自己的一生進行過無數次總結和反省。誰也不是完人，但要在祝壽典禮上麵對自己的兒孫說沒做貢獻，表示慚愧，是可貴的。
快樂的四姊妹
媽媽在八年中生了我們姐弟六人，前麵四個是女兒，我是大姐。解放初期住在瀘州市瓦窯壩的瀘州一中，再往西去分別是瀘州化專和解放軍四七醫院。
五一、五二年我在城裏上小學，三個妹妹在一中附近的鄉下上小學。周末我從城裏回來，傍晚一起去一中操場，坐在雙杠上，看夕陽不斷變化的美麗雲彩；晚上繁星閃閃，我講看的《格林童話》。一起去瀘州化專看露天電影，在化專校園遇見農民的牛撒野橫衝直撞，我抓住四妹褲子的背帶四處躲藏。我們和四七醫院的幾個誌願軍傷病員成為好朋友，和他們的合影現在還珍藏著。
剛滿十一歲的五三年上學期，我帶著三個妹妹在城裏的梓橦路小學住校，每天四姊妹有五分錢零用錢，下午放學在街邊去轉糖粑粑兒。那時街邊有賣糖的師傅挑著擔子，一頭用火爐熬紅糖，把熬化的紅糖舀在湯勺裏，手高高地拿著勺，細細地倒在抹了菜油的光滑石板上，糖水在石板上畫出兔，雞等小動物，趕緊放上竹簽，等糖冷了就可以拿起來，看一會兒就可以吃掉。在擔子的另一頭有一個木製的轉盤，花二分錢轉一次，轉盤指著什麼可以得什麼，價值最高的是糖龍或五十個一分錢硬幣大小的糖粑粑兒，因為要用很多糖才能做成。但轉盤上顯示最多的是五個糖粑粑兒。我們發現二妹手氣最好，她轉五十個的幾率高，得了五十個一人吃十二個剩的三妹四妹吃。那是我們放學後很享受的事。
我們四姊妹一個比一個大一歲多，周末和假期常形影不離，媽媽的學生分不清我們誰是老幾，而她的同事則羨慕她有四個可愛的女兒。我們喜歡逛街，喜歡拍照，笑點很低，會為一件別人認為不可笑的事大笑；會在節日去合影留念，很多時候一定帶著爸爸媽媽，再沒錢用，拍照的錢必須挪出來。
居委會要我們大的三個參加遊行表演，我們一定爭取讓四妹也參加。至今記得五十年代初期我們四姊妹演“我騎著馬兒過草原”，排練時三妹要我們三人唱，她跳舞，就像現在的歌伴舞。
五九年暑假居委會要派我去參加全國人口普查，我向居委要求帶上三個上初中的妹妹去，地點是瀘州巿羅漢場，在那裏住了十多天。當時領導搞普查的派出所的人把我們姊妹四人分為一個組，吃飯發飯票，住在一所中學的宿舍裏。記得一天三頓吃飯時廣播裏都放一首民歌：“手拿花帕甩喲，我和那個情哥下喲鄉來喲，小郎是冤家吔，舍嘛是舍，丟嘛是丟，難舍難丟嘛來了，咋開交，快到樹下去藏躲喲，小郎是冤家吔。”過得很愉快，回去時四人共發了六元工資交給了媽媽，媽媽立即去給我買了塊被單布準備住校用。
媽媽酷愛京劇、昆曲、話劇。年輕時讀四川大學時就登台唱京戲和昆曲，在街頭演《放下你的鞭子》。當老師後在瀘縣女中導演並參演話劇《雷雨》，拉京胡的老師為她唱戲伴奏時要我們跟著學唱《蘇三起解》，我一點不明白其中意思。
在瀘州一中教書時，她也多次導演話劇。印象深的是一中有一位很知名的語文教師劉彥倉，寫了劇本《女神》，媽媽導演，由兩位高中學生分演男女主角，燈光、煙霧，都很講究舞台效果，當時很轟動。媽媽指導學生排練時，二妹和三妹就在家裏演：“天上沒有天堂，人間才有天堂，誰帶你去尋找人間天堂？”記得媽媽和四妹還同台演過話劇，她最後導演並出演話劇是在六四年，演《年輕的一代》，我和明熙去觀看過。
那些年全國推廣普通話，所以三個妹妹都有較好的普通話基礎，可能更多是遺傳基因的作用。三妹曾穿著媽媽肥大的衣服、有補丁的褲子去參加詩歌朗誦會，她朗誦《回延安》，還得了第二名。當時有老師說這麼乖的女孩為什麼不穿好一點的衣服表演？但好衣服從何而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