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雄
非理性與非理性主義日益成為當前哲學研究的重要概念，也日漸成為經濟學、社會學以及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學科中的重要範疇。與非理性研究的熱烈景象相比，理性似乎被冷落了；與對“非理性”理解的觀點紛呈相比，對“理性”的理解似乎已經達成了一致。然而，作為兩個相對應的、相互規定的概念，一個概念的不確定性，恰恰說明與之對應的概念的不確定性。對“非理性”的關注，隻是說明了理論熱點的轉移，並不意味著曾經的“熱點”一一理性，得到了澄清。事實上，理性與非理性作為兩個對應的概念，無論是從曆時性的演變，還是從共時性的互動來看，二者的界限都不是不變的、絕對清晰的。因此，對於理性與非理性概念及其相互關係的理解，隻有放在整個人類曆史進化和社會生活的背景之下，放在二者的相互關係中，才能得到全麵的理解。
一、“理性”與“非理性”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哲學派別及哲學家個人之間，對理性、非理性概念的理解歧義叢生。但理性與非理性的不可分離則是二者的共同邏輯，即理性與非理性都各自從自己的對立麵來規定自身。
從曆時性的角度看，西方哲學自巴門尼德劃分意見世界與真理世界，柏拉圖劃分現象世界和理念世界開始，就有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分野和碰撞。理性覺醒的第一個征兆就是對感官的懷疑。即我們的感官所知的這個生成變化的世界是真正的世界嗎？在它背後還有沒有一個常駐不變的世界，非感官所知，然而更加真實呢？哲學家們冥思苦想，力圖找到“真正的世界”。巴門尼德的“存在”，柏拉圖的“理念世界”，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就是哲學家們找到的真正的世界。這個“真正的世界”與人的理性相對應。而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則被認為是“假象的世界”。然而曆史不可能是理性的單兵突進。在理性覺醒之前是非理性，理性源於非理性。尼采就認為一切理性的事物，追根溯源，都是來源於非理性。他稱其為“理性的巨大原罪”。不僅如此，理性在進一步發展演化中也始終與非理性相互纏繞。
古希臘時期，就存在著先驗的理性觀和非理性觀。古希臘哲學的核心是崇尚理性。理性就意味著人通過自己的心靈和思維認識客觀世界的本質和規律，意味著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的一致。在古希臘人看來，世界是由神的理性支配的，是依據“邏各斯”運行的合理的存在結構，人類的理性是神的理性或世界理性的一粒種子，因而人可以通過理性把握世界的本質。赫拉克利特為變化不居的現象世界找到了根據―邏各斯。柏拉圖提供了一個由最高的善的理念統領的等級森嚴的理念世界。亞裏士多德構造了從最低級的、純粹的質料到最頂端的純形式這樣一個合乎理性的宇宙結構。而古希臘哲學的非理性觀也帶有先驗的神秘色彩。柏拉圖作為一個先驗的唯理論者，在大談以理性治國之時，也肯定了非理性的作用。他認為人的靈魂有理智、意誌、欲望三種德性，其中意誌和欲望就是非理性。柏拉圖大談靈感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但在他那裏靈感卻是神賜天啟的，靈感等同於神感。先驗的非理性觀所具有的先驗的神秘色彩孕育了宗教的非理性觀。
經過古希臘晚期的斯多葛派、伊壁鳩魯哲學和懷疑派哲學的過渡，在中世紀，宗教非理性觀最終取代了古希臘時期的先驗的非理性觀。中世紀宗教哲學的核心是確立了對上帝的信仰。但宗教哲學內部也存在非理性與理性之爭，宗教哲學內部理性和非理性的關係表現為理性與信仰、意誌的關係。鄧?司各脫、聖?奧古斯丁提出上帝意誌決定一切，主張人的理性服從於對上帝的信仰。這就麵臨一個矛盾：上帝對醜惡行為是聽之任之還是無能為力呢？如果是後者，說明上帝並非全能；如果是前者，說明上帝並非全善。托馬斯?阿奎那為了克服這一矛盾，提出上帝的理性決定一切，主張上帝的理性高於意誌。這一觀點，從其為宗教信仰作論證來說，它是非理性的，但是它為維護這個信仰所展開的論證過程是理性的。它並不滿足於理性服從信仰的簡單結論，而且為使信仰具有合理性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上帝“理性”觀念，經過文藝複興以人性反抗神性，上帝的“理性”演變為人的理性。
17世紀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把人的理性視為人們認識世界、獲得知識、發現真理的能力。以弗蘭西斯?培根為代表的經驗論，將知識建立在觀察、實驗等經驗的基礎上。培根提出，人類理性是整理感性經驗的手段，是使人強大起來主宰自然也主宰自己的基本原因，人類理性以科學技術為手段而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唯理論將知識建立在天賦觀念的基礎上，認為理性是天賦的理論思維能力。經驗論本身並不排斥理性，甚至在承認理性這一點上與唯理論有相融性，隻是在知識的來源上與唯理論不同罷了。經驗論強調的是經驗理性，唯理論強調的則是思辨理性。
18世紀的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和唯物主義者的政治理性觀，是17世紀的唯理論和經驗論所確立的思辨理性觀和經驗理性觀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延伸。17世紀英國唯物主義者霍布斯、洛克的國家起源說及其政治觀體現了人類對自身的生存環境和社會製度的理性沉思。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和唯物主義者盧梭、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繼續從理性出發沉思人性、國家、社會曆史和政治製度，形成了一種政治理性觀，並把政治理性觀付諸自覺自為的政治實踐―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他們認為理性即自然性、人性，是正義和人道的別名。伏爾泰把全部曆史看作理性與迷信的鬥爭過程，把理性視作曆史發展的主要動力。孟德斯鳩的法律、自由、平等觀念和三權分立理論，是政治理性觀的集中體現。
17世紀唯理論和經驗論確立的思辨理性觀和經驗理性觀，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和唯物主義者的政治理性觀及其政治實踐，為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的理性觀打下了基礎。康德通過理性的自我批判，確立理性的權威和能力，給理性在自然、倫理、審美、曆史領域以應有的地位。他認為理性是普遍的人類理性，是最高的認識能力、道德律令和審美的反思判斷力。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人有理性，理性不僅為自然立法，而且還使人具有自律的能力，正是人的理性才構成人自身的尊嚴和價值。黑格爾集理性觀之大成，他一方麵把理性作為人的最高的認識能力、認識階段和認識方法，認為理性能通過現象認識本質，通過有限認識無限。另一方麵又將人的理性及其能動性貫徹到一切領域，把理性看作無限權力、無限形式的實體，把理性由人的認識能力提升到世界本體和曆史主宰的高度。他認為，人類理性和宇宙本體理性是同一的，人的理性是對宇宙本體理性的反思，宇宙本體理性揚棄了人的理性，也隻有在人的理性中才能得到完成；整個宇宙包括自然、人的精神和社會曆史都受理性的支配，“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曆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黑格爾建立了最龐大的、無所不包的理性哲學體係。
但是，主張理性至上的德國古典哲學也包含著對非理性的重視。康德在認識論上著力揭示理性的矛盾，認為理性越出現象而探求“物自體”時必然陷入二律背反，為信仰留下了地盤。在社會曆史領域，他把現實的社會曆史運動都消解在理性概念的辯證運動中，使社會成為理性觀念的王國，但他又認為人是具有兩重性的存在，作為感性存在物，人總要滿足自己的自然欲望；作為理性存在物，人又按理性原則去規範自己的行動，人的這種感性追求和理性追求的矛盾在社會曆史中就表現為感性的個人和理性的社會的矛盾。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自我論”哲學也認為，人不僅是感性生物，而且也是理性生物，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達到人自身的感性和理性統一的過程。謝林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倡導無意識的絕對精神的自我直觀，認為“絕對”以客觀精神的形式體現出人的意誌的衝動。黑格爾則在理性主義的基礎上借助辯證法把非理性和理性結合起來，他將激情、意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置於他的理性觀中，視為絕對理性發展的一個必然環節。他還將熱情視作在曆史中勞作的理性的婢女，“它驅使熱情去為它自己工作，熱情從這種推動裏發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熱情受了損失，遭到禍殃―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計’”。黑格爾並沒有回避社會曆史中存在非理性的事實，他雖然主張曆史是一個合理性的過程，卻“從未宣布曆史在一切細節上都是合乎理性的，恰恰相反，它充分的非理性明顯的不需要付出特別的哲學上的努力就能看清”。他認為從整體上看，曆史是一個合乎理性的過程，理性是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非理性的東西是曆史中消極的否定性方麵，居於從屬地位。理性不直接推動事物的發展，而是把熱情當作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熱情因而成為社會曆史發展的第二級動力，二者交織成為世界曆史的經緯線，世界曆史就是由這兩條線交織成的。費爾巴哈用“我欲故我在”取代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認為人的本質是理性、意誌和愛這三者的統一。德國古典哲學雖然對人的激情、意誌、直覺等非理性因素有所涉及，但就其整個哲學形態而言，其所持的還是一種理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