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冬梅
自後現代主義打開從政治意識形態角度批判科學的社會大門後，社會運動逐漸從對科學在戰爭與獲利問題上濫用的批判，發展到對科學內容與方法在意識形態上的批判，表現為對科學內容和方法上，對科學理性、科學真理和科學精神的肆意攻擊。其中，女性主義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之一。
在對文藝複興的傳統解釋中，科學革命有著重要的影響，扮演著象征性的角色。然而，自從女性主義開始解構和貶低17世紀這一人類曆史上的偉大成就以來，科學就被想象為處於一種原罪之中，那就是說，科學從一開始，它就充滿了男性主義、權力鬥爭、政治偏見和認識論上的優越性神話。女性主義不僅明確對科學的技術應用，而且還對純粹科學研究的內容采取敵意的態度。女性主義者視近代自然科學的誕生應該對“自然之死”負責。科學及其所強調的分析、抽象、量化和預言，用瑪麗?戴莉（Mary Daly），波士頓學院的一位激進的女性主義哲學家，在《邪惡》一書中的話來說，是一個父權製的、大男子主義的戀屍癖的範式，科學是以父權製和那種“男性主義的技術”，把“強暴傾向作為其隱藏的議程和對生命的摧毀作為其最終目的”。桑德拉?哈丁聲稱科學對自然的研究是在強暴和拷打―在男性對女性的最殘忍和最厭惡女性的―的模式中被認識的。並且，這種模式被發展為一種評價科學的標準。珍妮?卡普悌（Jane Caputi）聲稱要揭露“在亂倫者與核武器主義之間的引人注目的聯係”，這種聯係從“核武器之父”及其“說髒話的同謀者的突出的男性至上主義特征”到“依靠那些排斥、編號與分裂的心理來支持的秘密邪教”。凱瑟?奧佛菲爾德（Kathy Overfield）簡單明了地概括出了這種觀察：“男性科學發展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傳統，在這種傳統中，科學得以誕生：它剝削，它強暴和破壞。”
所有這些批判是建立在對科學真理的客觀性的認識論批判的基礎之上的。視客觀性為一種權力的觀點是社會建構主義、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共同特點。按照女性主義的觀點，客觀性被歸屬於科研過程的幾個不同的要素，其中之一是科研人員中的某些種族、階級或性別的成員被認為比其他人更具有客觀精神。在嚴格遵循科學方法的規則方麵，男性氣概被認為比女性氣質更能產生客觀性。在所謂現代化文化中，男性氣概往往不僅與它實現中立性的能力相關，而且部分上是以這種能力來定義的。所以，男性的科研成果及其科研過程通常具有優勢地位，而這種優勢地位恰恰是通過他們與女性群體及其利益、理性和知識組織方式相分離而獲得的。客觀性已被編碼為男性的氣概，所以女性又怎麼能被認為是客觀的呢？科學向“客觀性飛躍”的途徑，就是脫離女性氣質的一種飛躍。正如凱勒（Keller）所指出的那樣：“在我們的種族史上，‘客觀的=男性的’，這是一個有效的等式。表明國家強化了客觀、中立、理性、科學和男性氣概之間的聯係。”
與後現代主義密切相聯係的還有後殖民女性主義。按照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客觀性的科學已經被合法化為政治、法律、教育、社會政策和倫理等社會進步方麵的唯一歐洲模式。客觀性、合理性、科學方法的模式是按照歐洲人與男性氣概的理想加以界定的。歐洲文明向往的男性氣概，就表現為現代科學的進步，而主流男性模式的欲望則表現為這些模式與現代性、合理性和社會進步的聯係。因此，現代科學具有客觀性的假說的意義，是通過與其他的文化和女性對立的意義而被確定下來。在科學的客觀性麵前，科學所具有的全球性權威地位，是與現代性、社會進步、人類獨特潛能和以歐洲中心主義術語定義的男性氣概相聯係在一起的權威地位。客觀性命題被提升為一個唯一合理、進步、文明和通人情的理想模式，它是在反對非歐洲人，經濟上脆弱的人和女性時確立起來的。這樣，客觀性被確定為一種歐洲擴張的經驗結果，而不是作為一種有效的認識論原因。聲稱近代科學的客觀性與普遍性就是一種貶低地域關係或知識，合法化“外部專家”的政治學。因此，哈丁聲稱西方現代科學是理性的、客觀的與普遍的說法，這隻不過是“文明的歐洲中心主義”的一個象征，科學方法與內容完全是西方的歐洲中心主義與父權製的一種有意圖的共同建構。更進一步，哈丁聲稱非西方世界中脆弱的群體實際上經曆了所謂科學的價值自由與客觀性的“粗暴與殘忍的文化入侵的折磨”，因為他們“並沒有價值中立，隻具有自己的儒家、土著美國人、伊斯蘭、毛利人、猶太人或基督教的價值。”海倫?朗基羅（Helen Longino）呼籲女性主義與後殖民地人民相結合，特別是其中的受壓迫的人民，發展出一種“敵對立場”，以揭示隱藏在現代科學客觀性的“背景假設、語言、模式、論證方式與理論”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密碼。在科學中，理性高於情感，客觀性高於文化價值，不是因為它們使我們更接近真理，而是因為它們更加推進了父權製與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