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哈丁提出了強客觀性（Strong Object ivity）。所謂“強客觀性”是指認知主體應該放在與認知客體同樣的因果性水平上。強的客觀性原則要求我們考慮強的認識上的反身性。這是因為在科學研究的每一階段，性別因素在科學研究的每一個階段，如問題的選擇、假說的形成、研究的設計（包括研究共同體的形成）、證據的收集、證據的解釋、什麼時候決定停止研究，研究報告方式等等，都起著證據的作用。因此，認識的主體，從科學方法來說，必須被考慮作為認知的對象。所有種類的客觀性―在考慮作為觀察與反思對象的自然或社會關係時，最大化客觀程序同樣需要考慮觀察者與反思者―是科學家與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但隻有通過那些被科學共同體所忽視的邊緣群體的人，特別是女性才有資格對科學家與其共同體的客觀性進行批判性研究。“客觀或不客觀被認為是某些個人或其團體所有的屬性，因為在‘婦女’身上更感情化，更難以做到無偏見性，大多數的政治承諾使之難以得出客觀的判斷……客觀性被認為是某些知識探索社群的結構屬性。”顯然，這種客觀性的問題在於它並不考慮科研結果是否具有經驗上或理論上的充分性，也不關心科研人員使用的方法是否合理，而僅考察研究者的性別。
女性主義的錯誤首先表現在她們把科學的真理性與科學的政治、心理或社會的動機與目的，或意識形態混為一談。其次還表現為“女性主義科學”對科學的存在問題不能進行任何解釋。除了通過對所謂“男性範式”的科學無休止的討論，與經驗事實無關的錯誤觀念的大雜燴外，這種討論既沒有解釋為什麼傳統科學能夠做出精確的預言，它自身也沒有對自然做出過任何精確的預言，因此，它未能提出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她們談論了如此之多的“科學”，卻不能夠從事任何科學研究，完全脫離了科學的嚴肅內容，最終導致女性主義否認存在著諸如真理之類的東西。關鍵問題在於：“女性主義科學”與科學的最根本的任務：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相脫離。最後，女性主義把科學變成了一種隱喻，一種修辭的詭辯術，以修辭學的標準來取代科學的經驗與邏輯的標準。
像其他的後現代反科學思潮一樣，女性主義科學思潮的對科學的健康發展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集中體現為其對客觀性和理性的徹底否定。但這種否定也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人類對科學民主問題的現代反思。“科學大戰”絕非空穴來風，它引發了人類對人文和科學在現代意義上的衝突以及融合得更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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