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起源的探討同藝術起源問題一樣，曾困擾著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時至今日，用思維與文化的眼光重新考慮這一課題，似可區分出詩歌的二重起源——聖詩與俗詩，分別加以探討，從而避免許多糾纏不清的死結，使問題逐步明朗化。
簡單地講，聖詩即指服務於宗教信仰和禮儀活動的詩歌唱詞，如祭祀歌詞、咒詞、祝禱之詞、招魂曲詞等等。聖詩起源之早，當與人類法術思維的成熟和語言的發生同步。各大文明初始時期被各種宗教奉為“經”的詩歌作品，如古印度的《吠陀》和《薄伽梵歌》、古伊朗的《阿維斯塔》、希伯來《舊約》中的《詩篇》、古埃及的《亡靈書》中的詩作、蘇美爾和巴比倫文明中的頌神詩與創世史詩《艾努瑪·艾利什》、古希臘文明中大部分失傳了的詩體啟示錄據吉爾伯特·默雷(G。Murray)《古希臘文學史》：“這種啟示錄最初出於俄耳浦斯、繆賽烏斯和巴喀第斯之口。這最末一類久已失傳，隻留下很少的遺跡，而荷馬和赫西俄德的詩，則構成我們最初的文學的紀念碑。”等等，便都是因及時見諸文字記載而保存至今的聖詩。俗詩與聖詩相對而言，泛指一切與宗教信仰並無直接關聯的民間歌謠、韻語唱詞等。俗詩的起源從理論上講，當與聖詩不相上下，同樣以人類語言能力的發生為前提。但由於二者在初民意識形態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大不相同，所以早期的俗詩大都因為無法及時記錄為文字而湮沒無聞了。《詩經》中的“頌”與“風”，大致上相當於這裏所說的“聖詩”與“俗詩”，而“雅”則介乎二者之間。
聖詩與俗詩雖同樣古老，但其內容和形式都各具特色，相互之間既有影響作用，又明顯地屬於不同的思維和文化產物。《詩經》中的《周頌》31篇皆由一章組成，而《國風》和《大小雅》則為多章疊詠體，僅此一種區別，即可看出二者本不同源，似應區別對待。參看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概說》(中譯本)，重慶出版社，1982年，第61—62頁。聖詩的溯源研究實際上必然屬於宗教文化的範圍。俗詩的根源則在於世俗文化，尤其是民間的性文化方麵。隨著從原始到文明的演進過程，許多本來作為宗教信仰對象的聖詩逐漸向世俗化方向轉變，也就是從固定於儀式場合演唱的歌詩向非信仰的、文學性的說唱詩轉變。我國境內許多少數民族現存的具有史詩性質的作品——以創世神話和祖先事跡為主題的長敘事詩，似可看做是由儀式性的聖詩脫胎而來的產物，它們同世俗的抒情歌詩並不同源。安德魯·蘭的看法是，應區分民歌與史詩的不同來源，他說：
民歌有長時期和普遍的流傳是可以證明的；這些歌的起源，從民眾嘴裏和心裏出來的，同那些藝術詩的起源，由於貴族為得要求一種隻有他們能有的那種史詩而生的，可以說是正相反。安德魯·蘭(Andrew Lang)：《民歌》(Ballad)，家斌譯，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編《歌謠》周刊第18期，1931年5月。
按照這種看法，民歌出自民間，反映的是民眾的世俗心聲；史詩出自貴族，是個人性詩作的濫觴。如果參考當代人類學和民俗學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進一步確認，安德魯·蘭所區分的詩歌的兩類源頭實際上正是“聖”與“俗”的區別。
就希臘和印度的大史詩傳統而言，《伊利亞特》和《摩訶婆羅多》雖已脫離了宗教信仰的束縛而得到長足的發展，但多少仍具有聖詩的色彩。
與史詩傳統相對的民歌或歌謠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因為它出自與宗教聖事遠離的民間下層階級。所謂“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說的正是下層民歌創作的情況，與“美盛德”的貴族宗教詩和史詩顯然大異其趣。盡管遠古時的情形因無文字記載已無法詳考，但是從現代的民謠民諺的產生的分析中多少可以獲得一些啟示吧。傅振倫先生1925年作《歌諺的起源》一文在這方麵先行了一步。文中把歌諺的創作者劃分為六類：
1.小學生。如“趙錢孫李，師父撚米；周吳鄭王，師父溺床”之類。
2．兒童。如“父十三，母十四，哥哥十五，我十六”之類。
3．乞丐。傅氏舉出的例子是：“老太太，真有福，抱著孩子他不哭。”
4．說書人。過去把說書人所作謠諺通稱為“小段”，如《高高山上一老僧》等。
5．雜耍賣藝者。這些民間賣藝人在演出時口中常有韻語同觀眾交流。如鄉間玩帆船(扮角遊戲之一種)的人唱詞：“人老了，人老了！吃不動了的多，吃動的少。人老了，人老了！白頭發多，黑頭發少。”
6.婦女。這一類在數量上頗為可觀，例子遍布各種民俗歌謠書刊之中。傅振倫：《歌諺的起源》，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編《歌謠》周刊第87號，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