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氏這種歌諺起源分類法雖在邏輯上欠嚴謹，畢竟還是顯示了詩歌產生的世俗文化背景的主要情況，對於從“俗”的一麵了解詩之構成不無幫助。如他所舉出的第6類婦女，作為民間歌諺的一個重要來源，可以說自古而然。聖詩《頌》的部分中絕無女子創作殆無疑問，然《風》詩中出自女性的作品確實相當可觀，從道學立場出發指責“淫風”的朱熹就已意識到這一點，他說“鄭風淫”的主要依據便是鄭風中多有“女惑男之語”朱熹：《詩集傳》卷四，鄭風總評。。時至今日，討論婦女與歌謠之關係的學者已經斷言，從歌謠的內容方麵判斷，幾乎半數以上是有關婦女問題的；從歌謠的作者方麵判斷，也有一半出自婦女。劉經庵先生解釋說：
歌謠為什麼一半是婦女們造成的？天所賦予婦女們的文學天才，並不亞於男子，不過她們久為男子所征服，沒有機會去發展罷了。但是她們的文學天才，未曾淹沒，遇有所感，可隨時而發……更有些婦女們受公婆的虐待，妯娌和姑嫂間的誹謗，以及婚姻的不滿意，她們滿腹的冤屈，向誰去訴？她們既不會作什麼離騷的詞，斷腸的詩，所以就“不平則鳴”，把自己的痛苦信口胡柴的歌唱出來了。劉經庵：《歌謠與婦女》，見《歌謠》第30號，1923年。
劉氏還自述他采歌的情況說，他所采輯的《河北歌謠第一集》有三百餘首，短者兩三句，長者千餘言，多半是婦女所說的。這種情形似乎驗證了孔子“詩可以怨”的古老詩歌理論。正因為下層人民苦難深重，怨情最多，所以民歌謠諺等世俗之詩多出自他們之口。又由於婦女除了受各種社會壓迫之外還要受到男性的壓迫，所以怨情較一般男性更重，形諸歌詠者自然占有很大的比例。這種從民俗學考察出發所得出的推論對於我們區分詩歌的二重起源提供了切實的依據，並且對於理解聖詩與俗詩兩類不同作者群的性別構成比例，亦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中國古代的詩論家們在描述上古詩歌史的時候，也有人已注意到最古的詩集《詩經》中實際包含著兩類有明顯區別特征的不同作品。如明代胡應麟《詩藪》便指出：
《國風》、《雅》、《頌》，並列聖經。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歎、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楚一變而為騷，漢再變而為選，唐三變而為律，體格日卑，其用於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歎、憶贈，則一也。《雅》、《頌》宏奧淳深，莊嚴典則，施諸明堂清廟，用既不倫，作自聖佐賢臣，體又迥別。三代而下，寥寥寡和，宜矣。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頁。
胡氏的這種對中國詩歌源流的宏觀把握雖未必完全準確(如認為《雅》詩在後代沒有反響等)，但他畢竟敏銳地抓住了由《詩經》所奠定的兩類題材、主題、風格都迥然相異的詩作線索，並特別強調了俗詩——即《國風》——對於後代詩歌發展的主導和基礎作用。近代以來的《詩經》研究可以說大致上都依照著同樣一種側重傾向而展開，即重視《國風》而相對忽略《頌》的部分。從崔東壁的《讀風偶識》到聞一多的《風詩類鈔》，可以大體上看出研究者們關注對象上的這種偏傾。建國以來又受蘇聯式庸俗社會學的局限，“人民性”突出的風詩被套說成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最初典範，而《雅》詩，特別是《頌》詩，卻成了幾乎無人問津的“剝削階級”糟粕。這可真是“聖”變為“俗”，“俗”變為“聖”的曆史大喜劇。
當我們把作為文化事項的《詩經》放在人類學的跨文化背景中加以理性透視的時候，不難發現長期被人忽略的《頌》和《雅》竟成了探求“聖詩”發生真相的惟一可靠素材。因此，本書雖也涉及俗詩的發生背景問題，特別是原始性文化與《風》詩的淵源關係問題，但更多的篇幅卻用來挖掘與“聖詩”有直接關係的遠古宗教文化方麵的問題，如中國漢語“詩”概念的宗教學意蘊、詩與寺人製度的深厚姻緣、《詩經》與儒家思想的淵源關係、溫柔敦厚詩教與中庸倫理觀的共同根基——遠古閹割文化、盲詩人誦詩製與周代瞽矇文化的昌盛及其對中國文學的重要影響，等等。這些問題由於過去沒有得到重視和研究，筆者的嚐試就不乏一定的冒險性和不成熟性。但願這種鬥膽嚐試能給沉悶千載的《詩經》研究多少帶來一點新的視野和新的思路，有助於對這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做進一步的認識。
§§第二章 詩言祝——咒祝、祈禱與詩的發生
侯作侯祝，
靡屆靡究。
——《大雅·蕩》
願你口說的話，
變為你眼見的現實。
——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