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詩”的特殊性問題《禮記·禮運》中的一段話便將瞽與宗祝巫史卜筮並列，作為君王的神職輔弼：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製度，故國有禮，官有禦，事有職，禮有序。……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孔疏：“宗，宗伯也；祝，大祝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也；侑是四輔典於規諫者也。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也。阮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426頁。
《禮記·玉藻》中還有“禦瞽”之職：“天子……日視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禦瞽幾聲之上下。”孔疏：“禦者，侍也，以瞽人侍側，故曰禦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瞽人審音查樂聲上下哀樂。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照此看來，後人心目中的盲人樂師同左史右史一樣，在君主政治體係中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神聖性，完全蛻變成為帝王服務的下級仆從了，其由聖而俗的演變軌跡同寺人尹人又何其相似。
盡管如此，史前巫瞽的神秘誦詩行為還是借古老傳統的巨大慣性作用一直延續到文明社會的曆史深處，甚至體現在正史之中。《後漢書·馬廖傳》記馬廖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雲：“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注：“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誌》雲：“乃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二十四，中華書局，1984年，第311頁。
瞽與史同源於巫，他們最初所記誦的詩歌除了與法術思維相應的咒祝禱詞一類外，還有神話曆史或聖王世係，這一類具有曆時性展開的敘事紀年之詩往往發展為兩種形態：一是具有神話故事色彩的長敘事詩——相當於西方文論中所說的“史詩” (epic)，二是純粹編年係譜性的韻文，相當於《周禮·春官》中所說的“諷誦詩，世奠係”。作為正規史書問世以前的“詩史”，這二者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宗教性的稽古溯源，從英雄祖先的偉大時代和光榮業績中汲取力量，尋找典範，獲得某種現存秩序的神聖證明。盡管最原始的詩歌並沒有明確的抒情或敘事之分別，但是在部落社會中確實可以看到憑借口耳相傳的記誦而流傳下來的“詩史”之雛形：
澳洲人很崇拜九個屬於久遠的過去時代的著名詩人的名字。可見詩的重要性，在狩獵民族的意識裏早已存在了。這種意義在他們的生活上，誠然沒有像在文明民族生活上那麼占勢力，但是也夠強的了。在橫的方麵，原始的詩雖則缺乏團結同時代的人們的手段，但在縱的方麵，仍能聯結後代的人，由第一代傳給第二代的詩歌和故事中，子孫可以認識他們祖宗的聲音； 當他們聽到他們祖宗的憂患分享他們的感情時，他們就感覺到他們自己是給予他們的個人生活以維護和意義的那個集團中的分子。所以詩歌在這裏也盡著他處在人和人之間媒介者的職務。〔德〕格羅塞：《藝術的起源》，蔡慕暉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210頁。
或許可以說，這種在情感上縱向傳播和溝通現存人與祖先之間關係的原始詩歌，在尚沒有曆史可言的部落社會中正充當著“史”的角色。《有瞽》所反映的以樂和詩歌為主要溝通手段的合祭先祖大典，無疑在功能和形式上都繼承著部落社會“詩史”的傳統。這種具有追憶先代性質的禮儀活動朝向語言敘述方麵的發展，自然會使祭祖頌歌向史詩的方向衍化。我們在《大雅》中看到的《生民》、《公劉》、《綿》、《皇矣》、《文王》、《大明》六首詩，從相對的意義上說，都是發育不全的史詩性質的作品。某些較《周頌》晚出的頌詩，如《商頌》中的《玄鳥》和《長發》，《魯頌》中的《官》，毛傳以為《商頌》為商代遺詩，三家詩則以為宋襄公時正考父所作。王國維《說商頌》根據新發現的商代甲骨文材料進行對比後發現，卜辭所紀禮俗製度文物於《商頌》中無一可尋，故考定為宋詩，作於《魯頌》後。見《觀堂集林》卷二藝林二。與言簡辭質、篇幅短小的《周頌》相比，分明體現出由祭祖歌向先代史事追憶方麵的發展演變軌跡。《玄鳥》從玄鳥生商的神話開始，跳躍性地講述了玄王創業、武王成湯征服四方、武丁進而振興國家並使四海來朝的史事。鄭玄解此詩為祫祭殷王武丁之作，蓋與反映周王祫祭典禮的《有瞽》一詩具有同樣的儀式背景。《長發》據毛傳說為“大禘”用詩，鄭箋解釋道：“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禘祭所追祭的既然包括了“祖之所自出”，這就同瞽矇們合樂諷誦的“詩世奠(帝)係”(詳後)在曆史取向上相一致了。《公羊傳·文公二年》雲：“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麼以禘祭成湯為主旨的《長發》在篇末又附帶讚頌了為殷王輔佐的中性人伊尹：“昔在中業，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與用於祫祭的《玄鳥》相比， 《長發》的“曆史”意味似乎更濃，它把稽古考源的觸角伸向了商以前的傳說時代，從夏王大禹治水定乾坤開始敘述，強調了天帝對殷商諸王的特別照顧，如何使之征服四夷、國祚興盛。其中按時間順序述及有娀氏女簡狄、玄王契、相土、成湯等幾代史事。
《商頌》雖未必為商代的作品，但其中所反映的禘祫類祭祖儀式卻無疑由來已久，作為帝王世係與史詩這兩類文字作品的溫床，禘祫類禮儀活動終於在有周一代滋生出更加趨向於成熟的史詩類作品。《大雅·生民》講述了類似於玄鳥生商的周族始祖傳說，不過薑嫄履跡生後稷的故事相對減弱了神話色彩，更加突出農耕文化對其所賴以生存的穀物種植的崇拜：
誕降嘉種，
維秬維秠，
維穈維芑。
恒之秬秠。
是獲是畝。
恒之穈芑，
是任是負，
以歸祀。
《生民》以始祖誕生傳說開始，以農耕生活及農耕禮儀的寫實性描述終篇，可以讀作一部壓縮了篇幅的周族文明前史。接下來的《公劉》一詩以六章的篇幅講述周族曆史上第二位英雄祖先如何在不斷探索、反複遷徙之中鞏固和發展農耕文化的業績。《綿》繼《公劉》之後續寫第三位英雄祖先古公亶父率領周族擺脫穴居狀態而定居周原並創建都邑的事跡。《皇矣》則從太王 (即古公亶父)受天命寫起，曆述太伯、王季之德業和周文王征伐密國與崇國的功業。《文王》與《大明》兩詩在時間上與前四首相銜接，分別記述周文王受天命代殷商而王天下和周武王興師伐殷紂的曆史事件。把《大雅》中的這六首詩聯係起來看，自後稷誕生至武王伐紂這樣一部周族古史的基本輪廓和更替線索還是大致清晰可見的。晚近學者中有一種看法，把上述作品說成是漢民族的上古英雄史詩。周滿江：《詩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頁；陳鐵镔：《詩經解說》，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6頁；鄧喬彬：《從荷馬史詩與西周史詩談中西文學》，《華東師大學報》，1986年第6期。按照西方人的標準定義，“史詩 (epic)指在大範圍內描述武士和英雄們的功績的長篇敘事詩，是多方麵加以表現的英雄故事，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與曆史”卡頓(J。A。Cuddon)：《文學術語詞典》“史詩”條，倫敦，1979年修訂本，第225頁。。《玄鳥》、《生民》、《公劉》等作品僅就內容上判斷與此定義並無太大出入，但從形式和風格方麵著眼，似還夠不上“大範圍”、“多方麵”和“長篇敘事詩”的標準。因此，較為謹慎的做法是把它們僅僅視為類似於史詩雛形或框架之類的東西，進而探討史詩發生的一般規律和中國漢族史詩未能成熟的特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