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以口述耳聽為唯一記憶手段的民間藝人,究竟能記住多少詩歌呢?來自俄羅斯北方民間的報告說:
說唱人多半是六十至七十和更大年齡的“老成”的人,其中最優秀的,具有驚人的記憶力,並且熟悉上萬的勇士歌詩作。A·開也夫:《俄羅斯人民口頭創作》,連樹聲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研究部,1964年,第199頁。
需要補充的是,這裏所說的唱詩人已非職業歌手,他們是農民、伐木工、裁縫匠、皮鞋匠等,傳唱詩歌隻是他們的晚年業餘活動。如果換上職業的瞽矇,上萬首的數量必然還會大大增加,這可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我國古代禮書上隻說明了選擇教師的條件是“有道有德”,但是為什麼又專用瞽盲為師呢?難道瞎子就意味著有道有德嗎?很顯然,超凡的聽覺記憶力才是“聲教”教師必備的第一條件。司馬遷的古詩三千之說恐怕還是一個較為保守的數字。
周代以前隻有甲骨金石而無竹簡帛書,所以一場殷周革命幾乎使中國史前史和第一文明時代的詩歌“全軍覆沒”。《詩經》中號稱是“商頌”的儀式歌詞僅有5首,且曆來被懷疑是出於春秋時宋國樂師之手。到了左丘明和孔子的時代,貴族文人們所能引用的詩作,幾無例外均為周代以來的“新作”。僅就這些周以後的新詩而言,其數量恐怕也不局限在千首之下,隻是其中大多數詩作隻存活在瞽矇們的口耳和大腦之間,沒有幸運地被著於竹簡木冊吧。稍微僥幸一些的個別篇章,又碰上先秦兩漢有心人的引用,於是便作為“逸詩”留傳下來,成為推考瞽矇文化盛況的有益佐證。明末的學者焦竑早在趙翼之前做過一次更為廣泛的統計,從《左傳》、《國語》、《周禮》、《屍子》、《孔子家語》、《尚書大傳》、《穆天子傳》、《汲塚周書》、《史記》、《禮記》、《大戴禮》、《漢書》等多種古籍中發掘出逸詩篇名共52種,這個數目相當於今傳本《詩經》篇目的六分之一。焦竑還同時統計了先秦至漢十多種古書中所引用的無篇名逸詩共42種,據此發表評論,認為這些詩皆屬於孔子所刪剩下的那兩千多首古詩。他所列舉的逸詩原文及出處如下:
《戰國策》引《詩》雲:“行百裏,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王念孫雲:“堪當讀為湛,湛與漸漬之漸同。”見《讀書雜誌》卷九。;《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維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糸希糸寧。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列子》引《詩》曰“良工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有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雲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止,無載爾偽”,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又“我無所監,夏後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薑,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語》雲“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為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幹,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禦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誌在餌”; 《莊子》引“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倉鳥倉鳥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漢書》載“驪駒在門,仆夫具存。驪駒在路,仆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複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為不多,如此類是已。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四,“逸詩”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5—297頁。焦氏所列舉的詩句中,或有後人偽托者,或有非真逸詩者,參看魏源《詩古微》關於“逸詩不盡為逸”的意見。不過他並未能夠把散見在古書中的逸詩都找出來。如《墨子》中引《詩》凡十種,其有四種均不見載於今本《詩經》,羅根澤:《由〈墨子〉引經推測儒墨兩家與經書之關係》,收入《古史辨》第四冊。而焦氏在此隻列出了其中的一種,其遺漏之多,蓋可知矣。若僅就焦氏舉出篇名的逸詩和列出的有句無名之逸詩而言,合計達90多首,這畢竟還算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因為它已接近現存《詩經》篇數的三分之一了。再從現存《詩經》所收作品的時空覆蓋麵來看,不論孔子刪詩說多麼靠不住,但畢竟可推知當時流行的詩作絕不僅限於十五邦國。邵康節說:“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善惡明著存焉耳。”歐陽修也認為古詩三千之說並非誇張,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