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以口述耳聽為唯一記憶手段的民間藝人，究竟能記住多少詩歌呢？來自俄羅斯北方民間的報告說：
說唱人多半是六十至七十和更大年齡的“老成”的人，其中最優秀的，具有驚人的記憶力，並且熟悉上萬的勇士歌詩作。A·開也夫：《俄羅斯人民口頭創作》，連樹聲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研究部，1964年，第199頁。
需要補充的是，這裏所說的唱詩人已非職業歌手，他們是農民、伐木工、裁縫匠、皮鞋匠等，傳唱詩歌隻是他們的晚年業餘活動。如果換上職業的瞽矇，上萬首的數量必然還會大大增加，這可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我國古代禮書上隻說明了選擇教師的條件是“有道有德”，但是為什麼又專用瞽盲為師呢？難道瞎子就意味著有道有德嗎？很顯然，超凡的聽覺記憶力才是“聲教”教師必備的第一條件。司馬遷的古詩三千之說恐怕還是一個較為保守的數字。
周代以前隻有甲骨金石而無竹簡帛書，所以一場殷周革命幾乎使中國史前史和第一文明時代的詩歌“全軍覆沒”。《詩經》中號稱是“商頌”的儀式歌詞僅有5首，且曆來被懷疑是出於春秋時宋國樂師之手。到了左丘明和孔子的時代，貴族文人們所能引用的詩作，幾無例外均為周代以來的“新作”。僅就這些周以後的新詩而言，其數量恐怕也不局限在千首之下，隻是其中大多數詩作隻存活在瞽矇們的口耳和大腦之間，沒有幸運地被著於竹簡木冊吧。稍微僥幸一些的個別篇章，又碰上先秦兩漢有心人的引用，於是便作為“逸詩”留傳下來，成為推考瞽矇文化盛況的有益佐證。明末的學者焦竑早在趙翼之前做過一次更為廣泛的統計，從《左傳》、《國語》、《周禮》、《屍子》、《孔子家語》、《尚書大傳》、《穆天子傳》、《汲塚周書》、《史記》、《禮記》、《大戴禮》、《漢書》等多種古籍中發掘出逸詩篇名共52種，這個數目相當於今傳本《詩經》篇目的六分之一。焦竑還同時統計了先秦至漢十多種古書中所引用的無篇名逸詩共42種，據此發表評論，認為這些詩皆屬於孔子所刪剩下的那兩千多首古詩。他所列舉的逸詩原文及出處如下：
《戰國策》引《詩》雲：“行百裏，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王念孫雲：“堪當讀為湛，湛與漸漬之漸同。”見《讀書雜誌》卷九。；《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維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糸希糸寧。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列子》引《詩》曰“良工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有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雲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止，無載爾偽”，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又“我無所監，夏後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薑，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語》雲“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為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幹，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禦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誌在餌”； 《莊子》引“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倉鳥倉鳥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漢書》載“驪駒在門，仆夫具存。驪駒在路，仆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複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為不多，如此類是已。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四，“逸詩”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5—297頁。焦氏所列舉的詩句中，或有後人偽托者，或有非真逸詩者，參看魏源《詩古微》關於“逸詩不盡為逸”的意見。不過他並未能夠把散見在古書中的逸詩都找出來。如《墨子》中引《詩》凡十種，其有四種均不見載於今本《詩經》，羅根澤：《由〈墨子〉引經推測儒墨兩家與經書之關係》，收入《古史辨》第四冊。而焦氏在此隻列出了其中的一種，其遺漏之多，蓋可知矣。若僅就焦氏舉出篇名的逸詩和列出的有句無名之逸詩而言，合計達90多首，這畢竟還算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因為它已接近現存《詩經》篇數的三分之一了。再從現存《詩經》所收作品的時空覆蓋麵來看，不論孔子刪詩說多麼靠不住，但畢竟可推知當時流行的詩作絕不僅限於十五邦國。邵康節說：“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善惡明著存焉耳。”歐陽修也認為古詩三千之說並非誇張，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