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初的一天早晨，周純麟帶領連隊乘馬到團馬術操場上出操。這會兒他還不知道，一個陰謀正在等他，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曆險正在等他。周純麟回到營房，武裝帶沒有解下，馬刀也沒有拿下，腳還沒有邁進連部的門檻，姓殷的司書就上前通知他說：“連長，警備司令部請你去一趟。”
他聽了一驚，似信非信地問了一聲：“哪裏去？”
“警備司令部！”
“什麼事？”
“不知道。團司令部隻是說事情很急，不必經過團部，請周連長直接去警備司令部好了。”
他看殷司書說話的神情，覺得事情可能緊急，便立即轉過身，向警備司令部跑去。
周純麟一進警備司令部大門，軍法處長王洪喜就不分青紅皂白，帶著三四個士兵上來卸他的槍。
“這是為什麼？”
“你有嫌疑！”
“什麼嫌疑？”
“以後你就知道！”
軍法處長把他的少校軍銜扒去，把他的帽子、馬刀、武裝帶，也都統統拿去，還讓士兵把他強推硬拉，關進監獄。
監獄在警備司令部的後院。他剛進去，一股陰濕氣、黴氣和臭氣相交糅的惡心味便撲鼻而來，熏得他頭痛，熏得他嘔吐。從這時起，他的每一刻就不僅具有陰濕、黴臭的氣息，還帶上了一種難以祛除的死亡的味道。房子又黑又小又潮，裏麵隻有一條用高粱稈子編的破窄席子。房子的門後靠牆有一個小圓坑，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坑裏麵的大便，監獄的管理人員是不管的，而是在每天放風時，由犯人用手捧到破布上提出去。牢房又臭又髒，實在難聞，所以在一般情況下犯人盡量不在牢房裏大便。
第二天早上，獄卒“冬、冬、冬”地敲他的門，從門上的小窗裏遞進一碗涼水、一個饢，說這是早飯。他站在門邊，端著涼水，拿著饢，心裏悶得慌，根本不想吃，就把碗和饢扔在地上。
三個士兵把他押出牢房，押進一個小房子，裏麵坐著軍法處長王洪喜和一個長著滿臉黑胡子的烏茲別克族的公安指導員，名叫阿布都卡基爾，還有三個維吾爾族的公安人員，一個懂漢語的翻譯。
周純麟進門還沒有站定，那個公安指導員和軍法處長就立即對他說：“你有問題，快交代！趕快講！”
“你們要我講什麼？”他直挺挺地站著，幹脆地反問。
“你不要裝蒜！”
“我根本不知道要講什麼！”
他落入了虎狼之中。他們讓兩個士兵用皮鞭抽打他。起先，他坐在椅子上被抽打；後來，他們把他拉倒在地沒頭沒腦亂抽一氣，問一陣再打一陣。他們再問時，他根本不吭聲，不予理睬。他們見他不回答，又繼續抽打，一直打到天黑。他被打得皮開肉綻，渾身是血。
更加殘酷的折磨和巨大沉重的夜幕一起降臨。吃過晚飯，軍法處長和公安指導員又帶來另外幾個人，把他雙手反綁著，吊在房梁上抽打。他被打得不省人事，昏了過去。在白晝與黑夜的親吻裏，他的生命與死亡渾然融為一體。
不知過了多久，他蘇醒過來。他們把他的雙手在腕部緊緊綁住，又把綁住的雙手套在兩個膝蓋下麵的小腿前麵，用棍子穿在他的腿彎和兩臂之間，把他抬到凳子上。幾個人把棍子上的繩子使勁往後拉，還在背上不斷鞭打。這種殘酷的刑法，他一直不知道叫什麼名字。他們每拉一次繩子，他都鑽心疼痛，渾身出汗。他想咬緊牙關不出聲，但不爭氣的骨肉卻沒有理會他的苦心。他終於痛得實在難忍，隻好拚命喊著“冤枉”！他們越拉越緊，把他的手關節拉脫臼了。他痛得昏了過去。
他又一次蘇醒過來，發現自己已躺在地上。他們又把他抬上凳子，照樣又拉繩子，又拚命鞭打。他照樣回答說：“沒有什麼好講的！”
這樣的酷刑進行了多次，第三天，改變了花招。他們把騎兵四十八團四連的於清文連長，帶到審訊室與他對質。於清文外號大頭，比他大兩歲，老家在山東。
公安指導員和軍法處長把於連長一帶進屋，就厲聲問：“你認識嗎？”
“認識，他是我們四連的於連長。”
公安指導員用鞭子頂著於連長的背，逼於連長講。於連長在公安指導員的逼迫下，用懇求的口氣對他說：“周連長，講吧！”
“你叫我講什麼？”
“你就講我們反政府，反盛督辦，要把部隊帶走！”
“於清文！我什麼時候對你講過這些話？你無中生有！你沒有良心！你陷害人！你不是個東西！”周純麟一聽他要自己講這些，圓目怒睜，青筋賁張。
於清文不敢正眼看他，低下了頭，用懇求的口氣繼續說：“你看我被打成這個樣子，你就照我的說吧！他們還要我講你是共……產黨哩……”
周純麟不等他說完，目光裏噴著怒火，搶著繼續罵：“你不是人！你誣陷好人！我同你無冤無仇，你為什麼要陷害別人！”這時候，他真恨死於清文，惱恨這個為了減少自己的痛苦而陷害別人的家夥。但當他看見軍法處長不讓於清文再講，而且狠狠地給了於清文一個耳光之後，他的心也就軟了下來。周純麟目光掃了一下於連長，發現他也被打得很厲害，臉上、手上、衣服上都是血跡，剛才進屋時腳還一瘸一瘸的。他立即想到，於清文也是在殘酷的刑罰折磨下屈打成招，才亂咬的。
於連長被帶走之後，公安指導員和軍法處長又叫人繼續打他，並一個勁地逼問：“你是哪個地方派來的？你有五星沒有？”
“我是中央軍第一師的，是盛督辦親自寫的信，派我到騎兵四十八團來工作的！”
“不是，根本不是！”軍法處長怒吼起來。
“那你說我是從哪裏來的？”
“我要讓你自己說！”軍法處長狡黠地說，讓三個士兵把他架到老虎凳上。這個老虎凳是軍法處長別出心裁造出來的，結構很簡單，隻是在兩根交叉的十字架上釘著一根碗口粗的木頭，有兩米多高。他們把他架上去之後，他就感到坐不住，沒有多久，腿肚子又酸又腫，臀部隻有一點地方坐在樁頭上，頂得血直往下流。
他懸空坐在碗口粗的木頭頂端，怎麼也不敢動，因為一動就可能摔下來。後來，他實在堅持不住，稍一晃動就“冬”的一聲，從兩米多高的木樁頂端上摔了下來。他從高處摔下來，肩頭被摔得疼痛難忍，但坐在地上比坐在木樁頂端要好得多，屁股和大腿都能鬆一鬆了。
他躺在地上，正想把腿再放鬆一點，可是兩個士兵的刀背已經砸到背上。他們用刀背和皮鞭又砸又打又罵，接著又把他抬上了老虎凳，連吃飯也不讓下來，晚上也叫他坐在上麵。他們還不準他閉眼，隻要一閉眼睛，刀背就砸到身上。他被折磨得實在不成人樣，坐在上麵確實受不住了，就故意從上麵摔下來。他寧可挨刀背、好讓屁股和大腿放鬆一會兒。就這樣，他們把他抬上去，他自己摔下來，又抬上去，又摔下來，不知輪番了多少次。第三天下午，他們見他什麼也不肯講，隻好把他送回監獄。
周純麟被送回監獄的時候，曾玉良在小門洞裏看到了他。曾玉良關在隔壁的一間房子裏。兩間房子中間，有一層單磚牆。白天，曾玉良不能同他聯係，到了晚上，曾玉良先輕輕敲了兩下中間的磚牆。周純麟聽到牆響，就爬到牆邊問是誰，隻聽得牆上的縫裏回答：“曾玉良。”
“你什麼時候進來的？”周純麟一聽隔壁住著曾玉良，心裏急壞了。
“在你被抓進來的當天下午，我就被抓進來了！”曾玉良著急地問，“什麼事情被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