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春，姚鼐應邀主講歙縣紫陽書院，秋初歸裏。閑居兩年後，赴江寧（今南京）主講鍾山書院，時達十一年。江寧乃袁枚辭官後買宅寓居之地，城西有他花三百兩銀子購得的私人花園“隨園”，園名取“餘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並隨之而起”的意思。姚鼐居江寧，與袁枚遊最久，建立了很深的友誼。袁枚七十五歲那年，曾患腹疾，累月不愈，自以為不治，誠邀姚鼐預作挽詩。姚鼐應命作絕句四首，得到袁枚首肯。不久袁枚病體痊愈，健朗如初，姚鼐的詩也就沒有派上用場。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袁枚溘然長逝，姚鼐悲痛不已。第二年十二月，他懷著深情，撰寫《袁隨園君墓誌銘並序》，盛讚袁枚的才華與政績。
“文學成就”
姚鼐與創始人方苞、劉大櫆並稱為“桐城三祖”，被盛譽為“中國古文第一人”、“中國古文的高峰”，其在繼方、劉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提倡文章要“義理”、“考證”、“辭章”三者相互為用。所謂“義理”就是“程朱理學”；“考證”就是對古代文獻、文義、字句的考據；“辭章”就是寫文章要講求文采。這些主張充實了散文的寫作內容，是對方苞“義法”說的補充和發展。在美學上，提出用“陽剛”、“陰柔”區別文章的風格。“陽剛”就是豪放，“陰柔”就是婉約。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就產生出多樣的風格。同時，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姚鼐著有《惜抱軒全集》，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鼐對傳統文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提出富有創見性的“陰陽剛柔說”，這對我國古代散文審美理論和風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認為：“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文章陰陽剛柔的變化，乃是作者性格、氣質、品德的表現。姚鼐在發展前輩的文學思想上，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散文的風格特點，其中包含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姚鼐“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其論文根基於道德，而探源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嚐言，鼐獨抉其微，發其蘊，論者以為詞近於方，理深於劉”（《清史稿·文苑·姚鼐傳》）。其為文“以神、韻為宗”（方宗誠《桐城文錄序》），形成一種迂徐深婉，一唱三歎，而又耐人尋味，意蘊無窮的風格。近代學者章太炎謂之“謹”，劉師培稱之“風韻”，都是對其文風的富於韻味、言簡意賅的高度評價。姚鼐的詩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學唐詩，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當時儼然為一大家，故後人稱“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程秉劍《國朝名人集題詞》）。
《登泰山記》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繪泰山風雪初霽的壯麗景色。寫作特點：首先是以時間為順序，以遊蹤為線索，依次記敘了作者遊泰山的曆程和所見到的景色，剪裁得體，詳略分明。“桐城派”主張的“雅潔”和反對“冗辭”，從這裏可見一斑。
“點評”
姚鼐一生為宦、為文、為師，悉負時譽；古文、詩歌、書畫，並稱“三絕”，這便是“桐城派”集大成者的風采。姚鼐終生致力古文創作，唯如此，他才能取得豐厚的創作實績，成為文壇一代宗師。姚鼐詩名常為文名所掩，不為人所盡知。其實，“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為正宗”。以姚鼐七律（七言律詩的簡稱）與施閏章五古（五言古詩的簡稱）、鄭珍七占（指星相的七種測人吉凶之法）並推為清朝第一。難怪曾國藩、張之洞等人對姚鼐之詩歎服不已！
姚鼐的書法造詣很深，包世臣推鄧石如、劉石庵及姚鼐為清代書法之冠，將姚鼐的行草書列為妙品，故姚鼐非獨特文美，其翰墨亦為世重。在學術思想方麵，姚鼐以理學為宗，非常尊崇程、朱，但同時又能吸納漢學考據之長，進而提出義理、考證、文章相結合的主張，以寬容的心態兼收各家學說，其所為遠非那些嚴守門戶、故步自封的理學家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