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者誌之苗，行者文之根”，意思是說“言”與“誌”、“行”與“文”是枝葉與根本的關係。這裏的文指詩文著作。前一句比喻是說語言文字似苗，思維意識是誌，栽什麼樣種子生什麼樣苗，誠如《左傳·襄二十五》“言以足誌，文以足言”。後一句比喻則是說行是詩文創作的根本，行為是本質，詩文創作作為表現於外的東西，就如文論著作所謂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文心雕龍·宗經》）正因為如是，所以“讀君詩”，也就知道“君為人”。“君”，對張籍的尊稱。
末四句寫張籍客居的困窘。白居易《與元九書》：“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張籍中進士後，即官太常寺太祝，正九品，而且久不遷調。“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所述事實正是這樣。不隻官位未升調，而且害了一場眼病，幾於失明，不得不仰人代書，其《與李浙東書》即是由韓愈代寫的，書中就有“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朋友戲稱之曰“盲太祝”。末兩句“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也是寫實。這時張籍就住在長安朱雀門西街延康坊。“官小”，“賤貧”，“病眼”，“無人行到門”，張籍的景況足令人一灑同情之熱淚。
白居易、張籍都是“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在唐代詩歌史、新樂府運動中，“張王樂府”、“元白元和體”（長慶體）都占有重要地位。新樂府運動前有杜甫開創的優良傳統，後有元結、顧況繼其事，張籍、王建為先導，元白之際，提出了“為時”、“為事”的明確理論，創作了大量新樂府詩歌。如《師友詩傳續錄》所載：“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為新樂府，亦複自成一體。”在貞元、元和年間新樂府運動同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相繼磅礴於唐代詩壇。
張籍、王建均擅長於樂府詩，為詩壇所稱譽。《唐詩品彙》有“元和歌詩之盛，張王樂府尚矣”的品評。“張王樂府”上承杜子美，下開元白新樂府之先聲，風格各有特點：“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征事”（王世貞《藝苑卮言》）。同元白相比，張籍樂府主要在描寫客觀現實，用事實說話，不加個人評論。白居易對張籍的樂府詩十分讚賞，這首詩題目直書《讀張籍古樂府》，對張籍的樂府詩作了全麵明確而又形象生動的評論，並舉例分析了張籍詩歌的諷諭作用。在同代或後代也有寫詩讚頌張籍樂府的，王安石就有《題張司業詩》曰：“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白居易寫此詩時尚未被貶到江州，他對張籍以很高評價，為張籍樂府張目，實際上也是對自己創作樂府詩目的的闡發，所以把這首詩排列於詩集卷首《賀雨》詩之後，為第二首。《養一齋詩話》甚至進而指出：“……‘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數語可作詩圭臬。予欲取之以為曆代詩人總序，合乎此則為詩；不合乎此，則雖思致精刻，詞語雋妙，采色陸離，聲調和美，均不足以為詩也。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