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門敕榜金字書”四句，寫敕建的佛寺的空房閑地之多和佛寺比鄰百姓的無房居住。詩人用對比的手法敘述，一方是“疲人”（又作“齊人”、“齊民”）無處居住；一方是尼院佛庭寬綽有餘、明月照射的長滿青苔的空地。為什麼呢？因為佛寺是皇帝詔命即“敕”建的，也隻有皇帝敕建的才能稱“寺”。“比屋”，《周禮·地官》“五家為比。形容房子緊挨房子，擁擠不堪。”“比屋疲人無處居”是個關鍵性句子，具有轉折的作用。一轉而到“兩朱閣”的初建。“憶”，憶昔，記得。平陽，漢武帝姊封平陽公主；唐高祖第三女、柴紹之妻，曾起兵助高祖，後封平陽公主。唐德宗有十一位公主，詩中所說不知是那兩位，且十一位中也沒有什麼平陽公主。這裏似指唐德宗“貞元雙帝子”。“憶昔平陽宅初置”是說記得第宅初建時，不知強占吞？了多少平民百姓的土地。如今公主雙亡，第宅改佛寺，再這樣下去，恐怕人間到處都變為佛寺了。梵宮，即佛寺；“人間”與“仙界”對舉，含“凡間”、“人世間”雙關意思。到唐武宗時，由於信仰道教之故，於會昌五年（845）下詔滅佛，拆廢寺廟（官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私建）四萬多所；沒收寺廟上等田幾千萬頃；僧尼還俗的二十六萬多人，收奴婢十五萬人……（見《唐會要》卷四十七《議釋教》）。這從另一個側麵說明武宗之前佛寺之多、僧尼之多，禍國殃民、勞民傷財，誠難怪詩人一再上書和寫詩諍諫、諷諭。
詩人“刺佛寺多也”是“有所為而作的”。他指出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就是反映現實；“為事”就是寫社會、百姓生活的真實。所以，《兩朱閣》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而寫的。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到隋唐發展到極盛階段，官、私辦佛寺林立，大量占用土地和勞力，勞民傷財，白居易在其《策林·議釋教》說：“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人雲：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是從生產的角度反對佛教，而本詩則從佛寺侵占都市民宅的角度予以諷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