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5歲的路翎一路流亡來到四川，第二年秋天，輾轉到合川文廟濮岩寺國立二中繼續學業，從此與合川結下了不解之緣。但是，在今天的文學史教科書裏，我們經常讀到的是路翎與“七月派小說”傳統的關係，與中國抗戰文學的關係，或者與“財主兒女們”的故鄉蘇州的關係，合川卻很少被論及。這有意無意的忽視不好說成是文學通史“去粗取精”“刪繁就簡”的“慣例”，其中很可能暗含著需要我們警惕的學術盲區。
因此，今天在合川來討論路翎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
路翎與合川的關係主要有三段：一是1938年春天就讀文星場國立二中初中部時向合川的《大聲日報》投稿，不久應約擔任該報“哨兵”副刊編輯；二是1938年秋隨國立二中從文星場遷至合川，他本人學業也由初中跳級到高中二年級，但當年年底因為與校方衝突而被迫離校；三是1940年經過胡風介紹到古聖寺的育才學校工作，直到當年夏天去白廟子任職。就是在育才學校期間與李露玲、姚掄達（彤翎）等的情感經曆讓他最後確定了自己的筆名“路翎”。
在這些重要的人生經曆中我覺得我們可以把握的意義起碼有三個方麵：
一是可以考察一位青年作家與抗戰時期地方文化資源的若幹重要細節。路翎創作的重要起步與合川《大聲日報》有關。《大聲日報》為當時合川的國民黨縣黨部報刊，1835年10月1日創辦。社長閔劍梅，總編輯蔣樹勳。路翎作為流亡學生就讀國立二中時，投稿《大聲日報》，後來為《大聲日報》編《哨兵》文藝副刊，在此期間，他以莎虹、丁當、流烽、徐烽等筆名在《大聲日報》上發表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17篇，共6萬餘字。現在可以查到民國二十七年11月（1938年11月）以後的《哨兵》副刊，到1939年4月2日“告別哨兵”，共15期，其中路翎本人作品有9種，從中可以一窺作家早期創作的特色。
二是可以對路翎的創作道路（包括選材、主題和精神品質）有一個新的把握。過去，一般文學史常常將路翎小說中的激情與心理刻畫聯係到更大的文學史源流，如胡風“主觀戰鬥精神”的社會曆史背景，如作家對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閱讀，等等，其實，一個少年陡然被拋入異鄉，他所感受的人生與生命印象可能更為直接。路翎進入四川，在合川繼續中學學業，年僅十五六歲。就是在四川這個異鄉社會，他最後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是來自四川社會的感受直接推動著他成長為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與其他成年又成名後來到“民族複興之地”的作家不同，路翎也沒有自己天然的文人圈，直到投稿認識胡風以前，他都未曾進入當時的重慶文藝界。實際上，即便是在認識胡風以後較長的時間裏，路翎在文藝圈的交際麵也很有限。因為學生身份的限製和後來謀生的需要，他長時間都住在重慶附近的鄉下、煤礦區裏和市鎮、碼頭上，“更多的機會是和礦工、農民、船夫、小商人和地痞、惡徒、惡霸地主等接觸”，主要浸泡在巴蜀底層最真實的世界裏。其重要作品的場景大多是發生在那些肮髒、破爛而人頭攢動的四川鄉鎮。酗酒、鬥毆、鴉片、對頭之間的爭奪，令我們想起在沙汀、周文、羅淑等四川鄉土作家筆下經常看到的“巴蜀意象”；路翎也不僅僅是對這些社會風習作了敏銳而廣泛的鋪陳，更重要的是他還能透過社會生活的表層意象，開掘這一地域的人們的精神麵貌；這樣，在對生存形態的把握當中，又滲透了他對地域文化的細微體察。比如，他告訴我們，這裏的生存充滿了蠻野之氣，郭子龍、吳順廣、陸福生、黃毛這樣的實力派大打出手，何秀英、郭素娥的家庭也都鬧得不可開交；蠻野中充滿了粗俗的調笑，倒也顯示著與那些偽善的道德社會的巨大差別；這裏的女性也都這樣的潑辣、大膽乃至刁頑。而這裏的知識分子卻又如此的平庸、苟且和富有平民色彩。比如“石橋小學的初級部的教員，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這種人物在石橋鄉場上可以找到一大堆。一個男教員從前做道士，替人家跳鬼的；另一個是鄉公所的師爺；第三個，教體育，專門會模仿女人們底動作創造跳舞。這顯然是一種奇異的、令人惡心的天才，他夢想袍哥底光榮，在不能夠加入的時候，他就冒充，以至於挨了打。”
三是可以對抗戰時期中國文學所形成的區域文化交流有深入的認識。路翎的創作又不是單純的川東地域的生存狀態的紀實，而是多重文化交流的結果。路翎終究不是沙汀，不是周文，不是李劫人，他筆下的巴蜀和巴蜀人另有一番景象，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路翎小說對人物精神世界的強烈關注和表現。如果說路翎對四川人精神品質的表現已經觸及到了其他外省作家所很少觸及的“巴蜀之魂”，那麼，他對精神世界那種執著（幾近於偏執）的探求卻似乎又最終超過了文化的層麵，直追人物的生命內核；他最終要開掘的又不僅僅是巴蜀之魂，更是人之魂。他從一個普通農婦身上洞見了原始的生命強力，把靈魂的解剖刀同時對準正麵和反麵的人物，以油畫般的效果呈現他們強烈的精神世界的騷動。而且，在這種敘述中，路翎也從來不掩飾自己對生命潛力的激賞和對反生命的邪惡世界的批判。正如胡風所說：“在這裏，作者和他的人物們一道置身在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的風暴裏麵，而對著這悲痛的然而偉大的現實，用著驚人的力量執行了全麵的追求也就是全麵的批判。”我們可以揣測，路翎對原始生命潛力的發現多少得益於巴蜀初民文化的強悍之氣，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四川最有代表性的鄉土小說都更加注重質樸的描寫，力避對理想的渲染，而出現在四川文學中的“力”也多半是與實力派的蠻橫相連。艾蕪表現了原始的生命活力，但那卻是在四川之外的滇緬邊境。這，就是路翎與四川現代作家的重要差別。路翎掙脫了自身故鄉的文化重圍，倒在巴蜀文化的領地上獲得了自由成長的機會，雖然他對四川社會的審視也是批判性的，但“批判”根本就不會妨礙他麵對自己所“發現”的生命樣本大抒其情。四川作家對巴蜀原始生命的激賞可能會因自身文化的束縛而墮入對蠻野的膜拜（這正是他們不願看到的），而毫無巴蜀文化束縛的流亡者路翎卻敢於盡情傾灑生命和靈魂的能量。這裏所包涵著的乃是不同地域文化之作家麵對同一生存現象的根本差別，而路翎的意義則在於，他以一個闖入者的姿態按照自己對曆史和人的理解，成功地開采著“異域文化”的寶藏且把開采出來的成果向著一個更恢宏也更高遠的層次升華，整個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巴蜀文化與其他外省文化在碰撞中實現新的融合的過程。幾年後在《中國學生導報》上發表的《熊和它底謀害者》一文中，更借助外國文化的資源闡述他對“原始強力”的認知。他借用俄國作家赫爾岑的觀點，將落後的民族比喻為野蠻而“蠢笨”的“熊”，而“先進”的西歐民族則是“獵熊的風雅浪子”。不過，路翎又更為深刻地指出，在反法西斯的今天，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文化都在經曆著巨大的變革：“即使曾經是最蠢笨的‘熊’罷，但今天它已經怎樣智慧又怎樣敏捷地站起來，向前飛奔和障礙搏擊而且勝利，是世人都知道的；而‘熊’欺騙者，他們已不複再是先前的浪子，那些法利賽人，那些毀滅公眾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敲詐者，今天則組織了叛逆的軍隊，蹂躪了任何文化和文明，連自己曾經戴過的假麵具也在內，在西方和東方發動了匪徒的進軍。”“完成了光輝的曆史的第一階段的‘熊’，在這一次的搏鬥裏將會完全勝利，朽腐文明的浪子，在這一次的搏鬥裏，假若他們是站在人類文化底正確方向，站在由全世界人民所負持的方向，那他們也會洗滌掉自己的虛榮心利欲心——而達到他們的祖先和子孫都在夢想的真正的飛升。民族性和文化底地理因素，並不是絕對的東西或基本的東西：基本的東西隻能是在該一曆史階段上的人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