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抹黑了一座城市嗎？當然不是，恰恰相反，是能夠發現這種城市獨特魅力的作家點亮了這座城市。
重慶讀者為什麼會因為某些“粗魯蠻橫”而不適，甚至某些重慶作家也有意無意地回避這種碼頭的“鄙俗”呢？這裏存在著一種因為遠離文化中心而生成的深刻的自卑，為了最大限度地擺脫這樣的自卑，我們常常更願意在“文明人”的“高雅”模式中想象自己，粗魯與蠻橫有時就是我們最敏感的傷疤，一如阿Q頭上的癩瘡，不可觸碰。我們當然不需要弘揚一種流氓的文化或者袍哥的文化，然而，作為生存的底色，生活在這片土地（碼頭！）上的我們從來也沒有理由漠視其中人性的真相，而任何的“新文化”其實都是從我們腳下（而不是頭上）開始生長的。
到了《白沙碼頭》這裏，莫懷戚所開掘的人生“經典”才不再泛化為整個中國，而是更深刻地緊攥著尚未被他人“經典”的重慶，也是到了《白沙碼頭》這裏，莫懷戚的文學寫作更自覺地探入了一塊值得開掘的領地。重慶性格我一直關注重慶小說在現代中國文學版圖中的獨特意義，一直期待著文學重慶自己的“聲音”。
然而，重慶卻常常隱匿著自己，常常在文學中國裏缺席。
我們常常如數家珍般地羅陳現代巴蜀文學的貢獻，巴蜀之名，當然已經將“重慶”囊括其中了。然而，在“現代巴蜀小說”這一名目下，不斷被提及的就是李劫人、沙汀、艾蕪，加之近年來聲名上升，有可能地位“升級”的自貢人王餘杞、富順人陳銓。當代巴蜀小說家我們可以數出周克芹、阿來甚至麥家、裘山山等——請注意，這裏幾乎沒有出現重慶小說家的名字！
當然我們也有《紅岩》，然而《紅岩》也就是《紅岩》，一部近半個世紀前的紅色經典就可以替代後50年的文學創造？這本身就是充滿諷刺意味的文學史現象。
於是，每當我們描述現代巴蜀文學或現代四川文學（廣義四川，包括重慶）的特點之時，能夠提供的主要樣本還是來自以成都為中心的蜀地，什麼“龍門陣傳統”，什麼“方誌意識”，什麼“對調笑的調笑”等概括，大多以蜀蓉作家的創作為樣本，尤其是李劫人無與倫比的小說成就。
這就是重慶小說的缺席，缺席的原因是我們無法提供一種獨具地域個性的文學樣本。不僅在很長的時間裏放棄自我、皈依於大一統中國文學的“普通話寫作”，就是在不無驕傲的四川（巴蜀）文學版圖內，也日漸掩去了自己的個性——盡管巴與蜀、重慶與成都也不無相似相同之處，然而山地與平原、工業城市與商業都市、大開大闔的長江三峽與嫵媚多姿的錦江兩岸竟有著如此的不同，奇怪的是，“成渝口水仗”的靈感並沒有轉化為文學表現的異樣與多元。
無法發掘自己的個性就隻能認同和模仿他人的創作，應該承認，以成都為中心的現代蜀文學對重慶產生了很大“文化的壓力”，如何走出這樣的壓力，如何真正發掘我們自己的人生體驗，鍛造我們自己的表達方式，一句話，究竟如何體驗和傳達重慶自己的“性格”，是重慶小說、重慶文學發展必須認真麵對的問題。
重慶性格究竟是什麼呢？是我們在《白沙碼頭》裏讀到的強悍鬥狠、任性囂張、肆無忌憚又豁達通透？肯定有不少的“重慶文化人”要不以為然了，但問題不大，重慶性格不也需要更多的發現和建構嗎？如果《白沙碼頭》能夠喚起更多讀者和作家對重慶性格的建構興趣，乃至爭論，也許就是重慶文學的一個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