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後，中國學界不再滿足於這樣的“革命史”內涵，他們試圖在更大的世界思想發展的版圖中尋找“現代”的資源。特別是1990年代，中國學術界惡補“現代”課，從西方思想界直接輸入了係統而豐富的“現代性知識”，特別是現代性批判的思想及其相關的知識結構給人印象深刻。現代、現代性、現代化、現代主義，這些從來不曾區分的概念第一次得到了深入而細致的辨析，中國現代文學史似乎由此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現代性”的文學史，或者說是“現代學”意義的文學敘述。
但是，我們的尷尬並沒有就此結束，因為，無論是蘇聯的“革命史”觀念還是新近的“現代性知識”，知識結構和話語形式都取自國外，這就產生了一個潛在的然而越來越重要的疑問：中國作家的主體經驗是否存在？百年來的中國文學是否是中國作家獨特經驗的結果？我們有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學創造，有沒有以自己的理論話語描述文學發展的可能？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價值似乎也因此獲得了展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既是努力探索中的讓文學回歸自我獨立性的方式，同時也是中國學人盡力提取自身的文化經驗的嚐試。
“二十世紀”作為一個時間概念也曾經為國外的史學家所征用，但是外國人常常是在“純物理時間”的意義上加以使用，相反，我們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卻更願意準確呈現文學自身的性質，這就是要自覺地排除蘇聯“革命”史觀的影響，尋求文學自身的規律。黃子平、陳平原與錢理群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中指出：“政治和文學的發展很不平衡。還是要從東西方文化的撞擊，從文學的現代化，從中國人出而參與世界的文藝之業，從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從這樣的一些角度來看文學史，才比較準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自問世以來，其概念的有效性就已經引起了絕大多數學界同仁的認可，到今天，可以說它已經成為了我們學術研究的核心術語，發揮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是不是這樣的研究方式就沒有自身的問題，就是我們一勞永逸的曆史敘述框架呢？這樣的研究方式到今天，有沒有需要我們重新檢討和反思的地方呢？
我覺得是有的。
比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本身的革命性和創造性似乎一直沒有在實際的文學史書寫中得到充分體現。我們今天看到的百年文學史的敘述，不少僅僅是博有“二十世紀”之名，而其實不過就是過去的近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這裏既缺少關於百年曆史的內在理念的探討和分析，往往又無法提供更新的文學史素材，似乎隻要題目一更換，文學史的新意就躍然紙上了。殊不知，真正的有創造性的曆史敘述總是同時在理論與史料兩大方麵展開，沒有關於曆史的新的理念，曆史就沒有骨骼，沒有新的史料，曆史也就沒有血肉。而要真正為我們奉獻“二十世紀文學”的敘述，就需要對這一對象提出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