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炎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目前同類課題中最厚重、最紮實、最富有啟示意義的著作。其原因便在於他以自己長期深入的思考完成了上述的兩個方麵的思考：新的理念的尋找和新的史料的發現。全書雖然出自多人之手，但內在理路清晰、完整而統一，這就是“現代性”的發生與發展，從晚清萌芽到後來的逐步生發。不僅有清晰的理念的建構，而且更有大量新的史料的發現和呈現，例如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端”，嚴家炎先生經過深入考證，為我們披露了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與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在目前所有的現代文學史著中，這還是第一次論述。此外，為了展示“世紀初”中國文壇的複雜性，著作就不僅追蹤了“新”文學的創立過程，同樣也觀照了“舊”文學的演變過程（如舊派小說與日派詩歌），這在過去的文學史中也不多見，隻有將中國文學的新/舊狀態加以全麵的把握和分析，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文學“現代性”的內在邏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在這方麵的探索值得我們關注。
當然，該書所取得的成就也並不妨礙我們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基本概念提出進一步的追問：為什麼一定是“二十世紀”？我們還有沒有文學史敘述的新思路？
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在於：“二十世紀”到今天已經結束，我們走進“新世紀”也十年了，這一業已結束的時間概念能否繼續涵蓋一個新世紀的曆史情形，而“新世紀”是否又具有與“舊世紀”迥然不同的特征？如果還需要繼續使用，那麼其內在的邏輯性又在哪裏呢？
也許是“現代性”吧？但這裏的問題又出來了，歸根結底，現代性從概念到知識體係都來自西方，一個異域的理論模式是否可以完全呈現我們自己的體驗？我們是否已經就屬於了一個世界統一的“現代”命題？晚清以後，中國遭遇了“現代”的衝擊這肯定沒有問題，問題是遭遇這些“衝擊”之後的中國精神是否就可以在“全球一體化”的層麵上借助外來的文化命題加以解釋，或者我們還是應當回過頭來，重新清理中國文化與中國精神自己的應變機製與調整過程，而這樣的“應變”與“調整”，與其說是對西元計年的18-19-20世紀的延伸，還不如說是對先秦一兩漢一南北朝一唐一宋一元一明一清等曆史既有過程的追溯和延續，當“清”的曆史在外部世界——一個正在推進“現代化”的外部世界——的衝擊下難以為繼的時刻，中國曆史需要在“民國”的框架中獲得新的生機，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需要在“民國”的想象中開啟一輪新的文學之夢。在這個時候，“民國”作為曆史發展特殊的意義就顯示了出來。
我以為，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考察中引入符合曆史實際的國家形態的視角，不僅僅是呼應了“中國文學史”固有的秦漢一唐一宋一元一明一清的以國家社會形態為基礎的敘述模式，而且更有利於在一個準確的時空範圍內厘清中國作家的特殊人生體驗、社會遭遇、政治處境以及他們所依托的文化傳播方式——事實證明，恰恰是在這些對文學影響甚深的領域，中國文學因為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而呈現出了一係列的重要差別。
以此區別現代與當代，似乎更為切實和有效，而且，在過去“新文學”“現代文學”乃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理論困難也出現了新的機遇。
民國文學，新中國文學，這能否成為未來文學史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