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朝華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但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新一輪的“圈地運動”興起，耕地迅速大片流失，20世紀90年代平均每年流失500萬畝左右，近幾年每年流失1000萬畝以上，到2002年迅速增加到2500萬畝，2003年竟達到3800多萬畝，占耕地總數的2%。以這樣的流失速度，50年後耕地將不複存在。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新的群體，那就是失地農民，目前，全國失地農民總數估計在4000萬人左右，每年還要新增200多萬。“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他們，生活麵臨著嚴峻的挑戰，現狀堪憂。具體地說：
一是征地補償低，農民收益少。現行法律規定的征地補償費標準是按產值倍數的方法計算，法律規定為高限產值的16倍，最高不超過30倍，按畝產1000元計算，補償費最高為3萬元/畝。即使按最高標準，也遠不能補償農民失地後創業、安置等費用。從西部地區一些城市的情況看，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助費最高標準為1.8萬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著物補償），僅相當於2002年當地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計算，隻能維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計算，僅能維持2年多的生活。相對於土地預期收益而言，郊區農民的年純收入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30年計算，其預期收益約為12萬元，扣除已承包年份，也在10萬元左右。如果將1.8萬元全額直接代農民進入社保，按失地農民平均年齡50歲、預期壽命72.6歲測算，每月隻能領到60多元的養老金，遠遠低於當地近郊現行最低生活保障費180元和城市中檔養老金500元的水平。
二是政府“低征高賣”，剝奪了農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權利。目前，政府向農民征用土地時是按農業生產的邊際收益支付補償安置費，而向社會拍賣時按土地的市場價格成交，形成了價格上的巨大差距。與付出的代價相比，失地農民得到的補償微乎其微。如果征地成本價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業占40%至50%，村級組織占25%至30%，農民近占5%至10%。從成本價到出讓價之間所生成的土地資本巨額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間商或地方政府所獲取。
三是截留、挪用、拖欠補償費等現象嚴重。本來就非常低的補償，不少地方沒有及時足額發放給農民，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把土地當作第二財政，用農民的“命根子”去支持政府的開支。
四是安置辦法單一，難以保障農民的長遠生計。目前的征地補償，多數是一次性發放安置補償費，由被征地農民自謀職業。由於農民自身條件所限，失地後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業的困境。
五是缺乏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目前的社會保障體係很不完善，缺乏對失地農民的保障。部分失地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在就業、子女就學、社會保障等方麵享受不到有關政策，嚴重影響了城鄉社會穩定和農村經濟發展。
六是征地程序缺乏透明度，征地方式簡單粗暴。按照《土地管理法》規定，征地工作要有公告程序，給予農民知情權和參與權。不少地方征用土地不能做到公開透明，不注意聽取農民的意見，不做深入細致的工作，隻強調征地具有強製性，方式簡單粗暴，激化矛盾。
為了切實維護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促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筆者認為，應努力加強以下幾個方麵的工作：
一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對失地農民給予合理的土地補償。在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中，應盡快改變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政征地方式，引入市場機製，讓農民直接參與土地交易全過程，以保證他們對土地的使用權、處置權等得到充分尊重，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同時盡快完善土地征用補償機製，提高補償標準，使農民真正受益。各級政府要尊重農民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準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土地做股，使農村集體組織參與土地增殖收益的分配，長期分享土地的增殖收益，防止出現失去保障；工商業用地則應該實行租賃，由轉讓土地的農村集體組織向企業收取租賃費，用於解決失地農民長期保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