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虹
在中國漫長的文明曆史長河中，人倫關係被置於極其重要的位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倫理更為曆代統治者所推崇，宗法製家族成為中國社會和倫理綱常的基本支撐點，它規範人倫秩序、保持社會等級製度。在宗法製家族的統治中，以孝悌為最根本的尺度。長兄對弟妹在經濟、事業、婚姻、職業等諸多方麵包括其整個人生具有控製權，形成獨特的中國封建社會宗法製的長子文化。
長子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長久存在著，在長子的特權下，出現了無數個劉蘭芝兄長對妹妹婚姻的無端幹涉，兄長以不可冒犯的姿態決定著弟妹的人生。長兄在這裏代表著“家長”和“家”，他在整個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由此出現了一大批強悍、果敢、無所畏懼的家長型長子。在這種以“君”、“父”為中心的綱常倫理的影響下，專製主義家長製式的長子作風極為普遍，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特色的長子文化。今天，這種長子文化在中國已近乎絕跡，但在同樣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日本仍鮮明地保持著。
另一方麵，儒家文化有“忍辱負重”和“載道至語”之說，提倡自立和堅忍，儒家文化浸染下的中國百姓有忍耐之德。這種忍耐力與隨之而來的寬容、和睦伴隨著中國農業社會的發展一直延續著。作為受儒家文化影響最深的長子必然具有這種特性，因此，長子文化的另一麵就是以委曲求全、犧牲自我來維護家庭的利益。伴隨著長子的特權，傳統倫理道德對長子的禁錮與束縛同時存在，長子承擔著家庭更多的責任和使命。他們要奉養家庭，照顧弟妹，擔負整個家庭最起碼的生計問題，他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犧牲，在強悍的另一麵是他們忍辱負重。
現代文學塑造了一批鮮活的長子形象，在與弟妹的比較中展示了中國長子文化在二十世紀的延續，伴隨著對封建家族的批判，預示了長子文化的行將就木，他們失去了往日的威嚴，又無法擺脫長子文化在他們靈魂深處的浸染，隻能在痛苦與矛盾中苟活著。作家以他們的筆記錄下長子們在中西方兩種文化撞擊下的無奈、苦悶，在二十世紀到來之際，長子們毫無例外地成為這種文化的犧牲品，大多以悲劇告終。與傳統的長子不同，他們性格中無一例外的具有軟弱、無奈、無能與病態，他們已失去了長子的強悍和生命力，作為行將崩潰和瓦解的封建家族的承繼者在新與舊、中與西文化的夾縫中艱難的生存著，形成中國現代文學中獨特的長子形象體係，具體有以下幾類：
一、清醒的忍辱負重者
20世紀初，有這樣一批家族中的長子，他們是覺醒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先感受到來自封建家族的罪惡，他們有著積極的進取心和正義感，他們本該最早成為這一製度的掘墓人，但他們卻在維護著這一製度，與這罪惡的製度一起被埋葬。
巴金小說《家》中的主人公高覺新就是一個被專製的宗法製扭曲變形的長子。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接受者和傳播者，他清醒地意識到封建製度必然崩潰的命運，但他天然地是這一製度的產物。作為高家的“承重孫”，他一生下來就被陰暗的命運所籠罩，在長輩們的精心塑造下，他隻能按照祖父、父親的意誌去生活，他不得不擔負起與這個家共存亡的使命，他對舊家庭一直抱著幻想，留戀難舍，他逆來順受，一次次向惡勢力退讓，甚至助紂為虐，為了維護家的秩序，他犧牲了他所愛的梅表妹和妻子瑞玨，來換取暫時的安寧，而這些女性在封建家庭中更加軟弱無力，應該由他來保護。他既是舊製度的犧牲者，又是舊家庭的維護者，為此總是處在悲哀與困境之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甚至產生了種種悲觀、絕望、自卑以至精神崩潰的心理狀態。同樣是高家嫡孫的覺慧與覺民，與老大覺新的個性截然不同，他們具有大膽而強烈的叛逆精神，他們更顯示出接受了“五四”新思想者的徹底性，顯示了他們與封建家族的徹底的反叛。
老舍《四世同堂》中的主人公祁瑞宣是一個比高覺新所處時代更晚、與覺新相似的長子形象，祁老者引以為豪的四世同堂正是傳統家庭倫理的代表，老舍緊緊抓住家這個維係傳統文化的基本點，把它放在抗日時期的淪陷區北平，對民族文化進行了反思，顯示了作者改造和重塑國民性的努力。祁家長輩祁老者一輩子信奉“磕頭說好話”的處世哲學，祁家第三代瑞宣具有老一代市民身上的性格特征，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新舊文化的衝突深刻的影響著其性格特征，使他內心深處充滿了矛盾。他善良、正直、有愛國思想，卻又軟弱、忍讓，受著傳統文化的束縛；在忠孝不能兩全的境地中優柔寡斷，苦悶不已。他不願留在北平當亡國奴，又不願離家出走，作為四世同堂的長孫、當家人，他覺得自己有義務維係這個大家庭，選擇了一條苟安偷生的道路。與二弟瑞豐、三弟瑞全相比，他受到更多的傳統文化的束縛，瑞豐極力追求西化，見利忘義，即沒有愛國心，更不願擔負家庭的責任，他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名利地位。瑞全是一個熱血青年，他沒有背負家庭的包袱，毅然決然地離開家，離開北平，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