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翠喜在載振府上得到專房之寵，因此不見容於載振之妻妾，而段芝貴獻妾求官醜聞漸漸泄露，弄得京城沸沸揚揚，被禦史趙啟霖參了一本。各大報刊如《申報》、《時報》等也不惜版麵作追蹤報道。
慈禧迫於清議，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查辦此事。載灃、孫家鼐與奕劻父子本來就是沆瀣一氣，奕劻父子得到事先通報的消息，早就作好了偽證，隻說楊翠喜是慶王府所買的使女。
載灃、孫家鼐草草調查一下，便以偽證複奏清廷。慈禧也不複查，即下詔將禦史趙啟霖以革職處分，引起輿論的極大不滿。
接著，素以剛直敢言而著稱、時任大清郵傳部尚書的岑春煊上奏折繼續參劾：“段芝貴為皂班之子，李氏家奴，獻妓取幸，眾所不齒！命為封疆大吏，實屬有違官箴。”並麵見慈禧詳細申訴。岑春煊是慈禧的寵臣，他的上奏自然引起慈禧的重視。獲悉真相的慈禧龍顏大怒，旋即再頒上諭將段芝貴革職。時段芝貴已在赴任途中，接上諭如晴天霹靂，十分懊喪，隻好中途折返。載振也因此事也不得不具疏辭職。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岑家的祖先是浙江餘姚人，北宋時隨狄青平蠻有功，分封為廣西的土司，其父岑毓英曾任雲貴總督。少年時放蕩不羈，與瑞澄（大學士琦善之孫、奉天府府尹恭鏜之子、後官至湖廣總督）、勞子喬（大學士勞乃宣的公子）並稱“京城三惡少”。光緒五年，捐官主事，十一年中舉人，任候任郎中。十五年（1889年）岑毓英去死，岑春煊蔭以五品京堂候補，十八年補授光祿寺少卿，旋遷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戊戌變法期間岑春煊趕赴京都，與維新派人士諸多往還。百日維新進入高潮之後，岑春煊在康有為的影響之下，屢屢上書條陳變法事宜。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岑向光緒帝呈遞奏折，主張對內外冗濫官員進行比較徹底的裁汰，“務使人曆一官，皆有職守之事，不至虛設一位，徒糜厚祿”。此疏深為光緒帝賞識。1898年岑以此書擢升廣東布政使。但岑曆官不及三月，便與兩廣總督譚鍾麟發生矛盾，改任甘肅按察使。
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與光緒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獲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陝西巡撫，後調任山西巡撫。此後又曆任四川總督、雲貴總督、兩廣總督等職，他所到之處舉新政，辦教育，肅貪懲腐，人稱“屠官”，英國人稱其為“滿洲虎”。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岑春煊順應曆史潮流，於1912年通電清廷放棄帝製，讚成民主共和。1913年宋教仁案發，首倡討袁的孫中山、黃興等多次與岑春煊密晤，岑春煊被黃興等人推舉為全國討袁軍大元帥。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岑春煊被通緝，逃往南洋，流落天涯。
1915年袁世凱複辟帝製，孫中山發動兵艦起義。陸榮廷電請岑春煊歸國主持討袁戰爭。1916年岑春煊與孫中山在日本多次會晤，約定聯合討袁。岑春煊並以個人名義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幣100萬元及兩師槍械。5月1日，在肇慶成立護國軍都司令部，眾推岑春煊為都司令，梁啟超為都參謀，岑春煊在就職宣言中說：“天下之督責，不負兩廣之委托者，惟有兩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他號召大家“解除舊怨，與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殺賊。兩廣都司令部的成立壯大了反袁聲勢，激勵了全國各省人民的反袁鬥誌，岑春煊在這場鬥爭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發揮了重要作用。
岑春煊是廣西桂係開山祖師爺，曾極積迎救過共產黨黨魁陳獨秀，對蔣介石的獨裁專政，明確反對“如不改弦更張，足以斷送國家而有餘。”岑認為“教育者，政治之首務也”，他任官一地，必興教一方，兩廣尤其突出，他為廣東、廣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九一八事變後，岑春煊積極主張抗日，1932年，他還為淞滬抗戰中的十九路軍捐助了3萬銀元，體現了拳拳之愛國心。
岑春煊從政之餘，喜好舞文弄墨，著有《樂齋漫筆》，還曾與嶗山太清宮道長韓太初合編了著名的琴曲《山海淩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