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位大文學家，尤其是蒲鬆齡矢誌不移卻屢屢受挫，一生都在撞南牆，卻是隻開花不結果。痛恨之下他們用自己手中的筆來宣泄滿腔憤恨。
與蒲鬆齡、吳敬梓兩位相比，曾國藩認為，科舉考試隻不過是進入官場的“敲門磚”，僅是謀生的一種手段，在這上麵鍥而不舍隻會誤人終身。曾國藩對科舉製度的評價更加客觀，更發人深省。
光緒二十六年（1901年）清政府宣布“變法”，實行“新政”。宣布：科舉流弊太多，決定從次年起，廢止八股文程式鄉會試，改試策論和四書五經義。同時命令將各省書院改為學堂，並鼓勵遊學。各省普遍辦學堂，留學人數也開始大規模增加。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會奏，以科舉阻礙辦學，請將科舉中額按年遞減，三科減盡，聖旨準議。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凱、張之洞再次聯手會同兩廣署總督岑春煊、兩廣總督周馥、盛京將軍趙而巽、湖南巡撫瑞方六人聯銜會奏《請廢科舉折》：“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覺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而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誌。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後人材始盛。如再遲十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餘年後，始得多士之用。強鄰環伺，豈能我待……”奏折要求從次年丙科起，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四日，清廷頒布上諭：“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丙午科是原定於光緒三十二年舉行的科舉鄉試，這一上諭的發布標誌著科舉時代的終結。
自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始，科舉這艘航船在中國曆史上“航行”了一千三百年，行駛至清末，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在強勁的歐美堅船利炮的衝擊之下，到清光緒三十一年下諭廢止科考，科舉這艘“破船”就這樣“沉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