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文壇各有自己的團體與陣地。北大、北師大文學社都叫“五四社”，跟其優秀的曆史傳統有關。人大文學社叫“十三月”，頗有哲理與詩意。後來他們又搞了個“中流社”，體現以天下為己任、自強不息的入世豪情。此外，北外的“言心”（冰心為其題詞“言為心聲”），南開的“南開”，武大的“芳草”，天大的“綠島”，複旦的“萌芽”……亦各有其來由與含義。
偏隅西北的蘭州《飛天》雜誌，20世紀90年代初為全國高校文學社排座次，人大“十三月”赫然居第一。武大的《寫作》雜誌（中國寫作學會會刊），似乎也對人大情有獨鍾。其實，隻有自稱執大學校園文壇之牛耳的“北大派”，才並非浪得虛名。典型的學院派特色、強烈的現代派氣息、眾多優秀的知名詩人與代表作，令人不得不佩服。北京《大學生》、河北《詩神》、安徽《詩歌報》、四川《星星詩刊》等刊物一直頗為看重北大，不無道理。
大學各文學社團與創作者個人，都在為著自己的理想與事業而努力。相對個人而言，社團的命運更慘。各文學社一般掛靠於所在學校的團委，或其下轄社團部，由於缺少經費與人力，搞些名人講座、征文比賽、聚會交流、外出社調，或編辦內部報刊，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或幹脆倒閉，或名存實亡，或苟且偷生，也是常有的事。至於個人就好得多了，沒有後顧之憂，發表作品不再困難，加上一定的稿費收入，處境總算不錯。他們中不少人已積累一大堆“鉛字”，甚至結了集子，入了各級作家協會；畢業後進一些報刊或文化機構從事編輯、記者工作，業餘搞搞創作……各方麵可謂名正言順、前途暢通。剩下的就隻有創作再創作、提高再提高了。
大學寫作者是名副其實的“科班出身”。然而，中文係畢竟不以培養作家為己任（其它係更不用說了），要當作家還得靠自身努力，多讀多寫，深入社會，別無捷徑。前文已提到，大學寫作者們身上，多多少少還存在這些問題：急於求成，功利性強；寫得多，看得少，思考更少；閱讀僅限於最新報刊，中外名著讀得少，基本功不紮實；題材、風格上明顯的“學院派”傾向，追求文采、意象、形式、技巧，過分“先鋒化”，而與現實生活聯係少；“個人寫作”成份較多，思想境界、社會意義欠缺。除了受校園環境，寫作者本人的年齡、經曆、能力等所囿外，也與近幾年整個文壇的風氣有關。不少成名作家大肆宣揚“怎麼寫”比“寫什麼”更重要，隻強調審美不重視教化，起到了一定的誤導作用。
回顧一下整個中國大學校園近20年來文學創作的發展曆程，人們不能不承認，近幾年是有些走下坡路，與整個成人文壇的趨勢相吻合。僅有少數較猛的“遊兵散將”，仍在單槍匹馬、衝鋒陷陣。看看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良好局麵吧，群星燦爛，佳作迭出；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校園文學創作叢書。應該說，如今發表機會更多、經濟基礎更好、國家政策也更寬鬆呀！除了成人文壇的不良影響外，更重要的還是大學生們自己的原因。實用主義實在害人！諸文學“同誌”們，你的出路在哪裏？
大家應該聯合起來，共同行動，把整個大學校園文學事業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尤其是創作者本人，應該把文學事業作為真正的理想，傾注自己的精力與生命，廣泛接觸各種社會人事，弘揚高亢的人文精神與傳統美德，關心國家與人民，狩獵古今中外各個領域的優秀書籍，勤於筆耕，淡泊功名，寫作時力求體裁、題材、風格上的全麵發展，為將來步入正式創作生涯建立厚實的基礎。
“還我們以輝煌！”
3、必須拒絕世俗化寫作
其實你根本不夠格“小資”
韋豔（化名），南方一所大學中文係2000級女生，現已畢業數年。她所寫的東西，代表了當今大、中學校園裏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後出生的大多數學生的格調：本是中產階層出身（甚至還不夠中產，仍隻是勞苦大眾），根本不夠“小資”的格，卻自以為很“小資”，寫起東西來不外乎天馬行空、東拉西扯、表現自我，文字輕飄飄、玄乎乎的，虛得很、怪得很，帶點玩世不恭、憤世嫉俗，似乎挺前衛、挺絢麗，卻不知在說些什麼、不知要反映什麼，隱隱晦晦、雜亂無章。
這個女生長得又矮又醜，家庭經濟條件並不太好，打扮非常普通，交際能力很差，朋友非常少，個性非常古怪，因為長相、生活、學習、能力、成果上都不如別人，卻又不願流俗，瞧不起一切功名利祿，書倒是讀了一些，又讀得雜，內心裏頗自命清高，以為無人理解、懷才不遇，隻好每天不停地“塗鴉”、“爬格子”，寫那些表麵上看好像還頗有才情學養、其實毫無思想內容與積極意義的小篇什。說實話，這是當今校園創作上非常典型、也非常普遍的走火入魔。他們有點基礎，也很勤奮、很特別，可惜就是誤入歧途。但這又是誰之過？
現在的大學生，基本上屬於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及90年代初出生，基本上屬於獨生子女，基本上屬於中等家庭（及以上），基本上是在變形金剛、藍精靈、蠟筆小新、櫻桃小丸子、奧特曼等日本、歐美卡通片，周傑倫、陳小春、任賢齊、張惠妹、王菲等港台流行音樂，痞子蔡、郭敬明、張悅然等青春文學，以及王朔、餘傑、韓寒等的另類反叛，沈浩波的“下半身寫作”，村上春樹等的“後工業時代的冷鬱派”，安妮寶貝的新式言情，衛慧、綿綿等“美女作家”，還有所謂的“私小說”（如陳染、林白），還有九丹的《烏鴉》、虹影的《K》、木子美的《遺情書》等，頂多不過是在張愛玲、三毛、王家衛中長大的。他們的優點是新穎、時尚、靈動、跳脫、精致、另類、自我、注重敘述與形式，但缺乏穩重、質樸、厚實、悲憫、傳統根基與平民精神。這在戴著老花眼鏡、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們看來，也許太離經叛道、驚世駭俗了；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眼裏，倒還總算能夠接受，隻是要真寫得好。所以問題在於，大家如何揚長避短，精益求精，寫出更好的東西來。
近期大學“文青”（文學青年）、或者說校園“文青”（包括中學），乃至80後、90後“文青”（絕大部分曾經、現在是大、中學生），以及相當一部分70後“文青”，他們在寫作及閱讀上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有優點也有缺點）就是：他們很向往“小資”生活，也在模仿“小資”生活，進而影響到他們的人生與寫作。從遠點說，他們喜歡張愛玲的小說與為人；從近點說，他們喜歡三毛的創作與人生；再近點說，他們喜歡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港台導演王家衛等人的作品，平時生活上愛喝點咖啡、品點綠茶、吃點西餐、飲點雞尾酒，戴著耳機聽西洋音樂，穿標有英文的衣服，偶爾泡泡酒吧、蹦蹦迪，去不是太熱門、但有點獨特的景點旅遊，愛一個人行動，瞧不起勞苦大眾與世俗生活，對政治、傳統、人文表示淡漠、疏遠，頗有點反叛、放縱、清高，略帶點憂傷、深沉、虛幻……
一句話，他們貌似“小資”而實非“小資”。他們頂多也就是中層階層出身，甚至還是來自城鎮或鄉下的普通勞苦大眾家庭，骨子裏根本無法“小資”化，所以其實並不配“小資”。但他們不自知，要麼自知，但討厭自己的出身與現實，於是追求“小資”——卻不過是“形似而神不似”。再說，對現實問題，對階級矛盾，對社會本質，對自己出身，若是無知因而麻木、懦弱因而逃避，那就更可悲了！
比如說，他們愛好並模仿張愛玲、王家衛等人的東西，但是他們還達不到張愛玲、王家衛等人的境界，寫起東西來，雖淡淡地有了那種情調、感覺，似乎挺另類、挺幽婉了，卻輕飄飄、玄乎乎的，味道不夠正宗，永遠沒有人家內在的那份純純的、醇醇的品格，便成了“畫虎類犬”，“形似而神不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