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結底，就馬加爵殺人一案分析，最主要的原因並不在他本人，還是學校（尤其大學）管理、教育有問題。也不是雲南大學一所學校的問題，而是整個時代、所有學校的問題。體製不健全、風氣不良好、管理不重視、教導不認真……終於釀造了這場大禍。學校（尤其大學）在管理上如此鬆懈、在教導上如此疏忽，才是最大的危險啊！
古人雲：“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梅貽琦老先生也說：“壞學生都是教出來的。”中國所有學校（包括大學）的領導們、中國所有的教師（包括大學教師）、教育工作者、教育官員們，你們難道沒有責任、與此無關？你們難道還可以繼續心安理得地領自己的工資、過自己的安逸日子？你們難道還願意繼續袖手旁觀、熟視無睹下去？
在國家民族如此強盛、經濟建設如此蓬勃、科技發展如此迅速的今天，教育卻如此失敗、問題如此嚴重，豈不讓人痛心？
4、大學與社會，越接近就越衝突
起初，年輕氣盛、卻又淡薄低調的錢鍾書的那部據後來聲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罕有奇書”的、眾所周知的長篇力作殺青並付梓時，市場上的喝彩之聲還並不多。連專業、權威的文學史家們修史時，似乎對這位“姿色”卓獨的“美女”也頗為冷落。
然而，“六十年風水一輪回”。半個世紀眨眼而過，“風水”由河西移到了河東。《圍城》這位“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琵琶女”，竟一夜之間紅得發紫，霎時洛陽紙貴，一部準學術型的舊世小說倒成了暢銷書。此等現象，在古今中外均不少有。相信真正看破紅塵的錢老自己（痛悼錢老今已作古）並不會將該書命運的大起大落放在心上。作家的快樂隻在寫作的過程當中；一旦完筆，便是他人的事了。
社會對《圍城》的時冷時熱，原因有多方麵；如文學的滯後、時代的特色、傳媒的炒作、作者本人的聲望與曆程等。暫且不論。據說，這部作品最大的成就之一，便是將整個社會、或者社會的任何某個局部（如婚姻、學校）喻為一座被緊緊包圍的城池；並提出其曾廣泛流傳的名言：“城內的人想衝出去，城外的人想衝進來。”
青年錢鍾書不虧是位大才子。往後，世人便對號入座地將一個一個校園視為一座一座“圍城”了。情然，這校園主要是指大學校園（中學的體係尚不完整與成熟）。高校圍牆，把有“象牙之塔”美譽的學校與物欲橫流、“充滿銅臭”、“窮得隻剩下了錢”的世俗塵寰，分隔成兩塊似乎截然不同的區間，仿佛“涇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長期來便成了不行文的原則。
此觀點其實方肇始就有了毛病。校園果真能像一般的“圍城”那樣，可以自生自息，可以絕對封閉麼？校園不依然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領地，被分布在廣大的社會當中麼？校園所需得從外進，校園所棄得往外送；校外之人得進來，校內之人得出去。彼此互為關係，並不停轉換角色。“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又何必把校內校外搞得那麼齟齬、對立呢？這足見知識分子之自命清高了。他（她）們本來也是社會中的普通一員，卻要單獨把自個列出來，顯得與眾不同。可社會中人，又並不見得如他們想像的個個庸俗不堪。
而那時的知識分子，倒還清高得起來。“圍城”內外，也的確氛圍迥異。“城內”之人同“城外”之人，在談吐、氣度、舉止、思想、追求乃至生活風格（如衣著）上，名副其實地各有千秋。那時的“城內情結”與“城外情結”，是相互承認、理解、尊敬並保持穩定。“城內人”並不怎麼想衝出去，“城外人”也並怎麼想衝進來。
然而，“六十年風水一輪回”。曾幾何時，“城內”與“城外”的分歧變小了、差別變少了，開始運作得恰如太極圖般混沌起來。彼此關係愈發靠近、彼此風格愈發相似，彼此卻愈發齟齬、衝突，愈發不能相互承認、理解、尊敬而保持穩定了。當初知識分子確實清高，所以根本用不著齟齬、衝突，可他們偏要無事生非；如今，他們真的與外界從特征上趨同，所以齟齬、衝突起來時，又不敢想、不敢說了——他們隻是有意無意地在做，且大做特做著。
曾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的戰地外科創始人皮洛格夫說過：“大學是我們比在所有其他社會機構裏生活得更好的當代社會的縮影”，它是“社會最好的晴雨表”，“假若你不理解它所標示的意義，你也不要砸碎它或將其收藏起來。你最好是仔細觀察這個晴雨表，並根據其讀數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