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中世紀時期的羅馬教皇是一個擁有領土與臣民的君主，同時他又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領袖。從宗教上講，雖然神聖羅馬帝國由教皇加冕稱帝，但二者並無上下隸屬關係，從政治上講，二者則是兩個獨立國家君主間對等關係。
為了削足適履，將中國皇帝與西藏喇嘛之間的主從關係套入上述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羅馬教皇之間的對等關係，某些人不惜歪曲中國曆史。他們在這方麵做了二個手腳。一是將元世祖忽必烈與帝師八思巴的主從關係顛倒過來；二是將清朝順治皇帝與達賴五世的主從關係顛倒過來。將二者說成是對等的君主關係。關於忽必烈與八思巴的關係前麵已專門講過，下麵再談談清朝順治帝與達賴五世的關係。
眾所周知，達賴喇嘛係統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轉世係統之一（另一為班禪係統）。起初，格魯派隻是藏傳佛教眾多派係之一。後來在清朝皇帝的扶植之下，格魯派逐漸提高了地位。1652年，達賴五世應順治帝之邀來北京，受到崇高的禮遇。次年順治帝正式冊封達賴五世阿旺羅桑嘉措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此後，達賴喇嘛的地位得到了清朝的正式確認。而且以後曆輩達賴喇嘛的轉世必須經中央政府的冊封，成為定製。達賴五世受封後其在西藏的地位與聲望得到很大提高，但他仍隻是“所領天下釋教”的宗教領袖。那時西藏世俗政權由藏王行使。1751年，乾隆皇帝為了便於統治西藏，廢除了西藏政教分離的製度，將統治西藏地方的行政大權正式授予達賴喇嘛，而且冊封了格魯派另一個活佛轉世係統——“班禪額爾德尼”，使之與達賴係統共掌西藏的政教事務。
由此可見，“達賴喇嘛”並非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固有的稱號，達賴係統也並非一開始就是統治西藏的最高權威。其稱號及權威地位的來源都是中國皇帝與中央政府支持的結果。對此範普拉赫是有意回避，以混淆視聽呢，還是孤陋寡聞不知有此曆史？若屬後者，不太可能。因為他不惜筆墨對順治帝1652年接見達賴五世的隆重禮遇進行詳細的描寫與分析，並從各個角度論證這種禮遇隻有一國君主才能享有，還認為此次會見後順治帝與達賴喇嘛兩個君主間建立了親密的關係。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正是在這次達賴來北京時，順治帝頒賜給達賴金冊、金印和封號。如此重大的事件，作者是決不會不知曉的：可見，作者為了論證“西藏自古獨立”的謬論，是不惜誇大或歪曲史實的。由歪曲了的史實得出的結論自然是錯誤的。
的確，元、清兩朝皇帝對藏傳佛教的領袖十分尊重，每每會見都賜以隆重的禮遇。但這種禮遇不能表明八思巴和達賴喇嘛就是西藏的君主，而隻能說明中國皇帝為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蒙藏局勢，非常重視宗教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政治上，無論是八思巴，還是達賴喇嘛，都是中國皇帝冊封的主持西藏地方政務的高級官員，他們與皇帝的關係是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隸屬關係；而在宗教上，達賴喇嘛隻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首領之一。但無論是誰，都隻是中國皇帝委任的下屬官員，均不享有與歐洲羅馬教皇相提並論的君主地位，更談不上與中國皇帝享有同樣的“平等”、“獨立”的君主地位。範普拉赫企圖把八思巴與達賴喇嘛比作羅馬教皇，並以此來推論他們是君主，而西藏自古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範普拉赫的錯誤類比還是能夠蒙騙不少西方人的。在西方人眼中，中世紀羅馬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確是兩個地位平等的君主，教皇為世俗皇帝加冕的事實正好表明君權是由神授予的。可是西方人，甚至許多西方學者對東方曆史與宗教史所知不多。範普拉赫鑽了這一空子，或歪曲或誇大曆史事實，將達賴喇嘛與八思巴等西藏地方的宗教領袖與中國皇帝的主從關係肆意篡改，並套入羅馬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關係中，進行錯誤的類比。這種類比為西方人看西藏問題設下了一個險惡的陷阱，使西方人由此推論，達賴喇嘛跟羅馬教皇一樣，是一個君主，西藏則是達賴統治下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