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的聯俄，是在下述情勢下造成的：一方麵是英帝國主義兵臨藏邊，西藏的危亡迫在眉睫，另一方麵是清朝政府向英帝屈服，不敢大力支持西藏人民進行反抗。在這樣的情況下，達賴想找別的外援，幫助他們抵抗英國侵略，因而當時上了沙俄帝國主義的當，認賊作父，錯誤地認為帝俄可以幫助西藏反抗英國，中了沙俄的圈套。
1905年日俄戰爭後，帝俄被日本打敗，國威大減。達賴的聯俄抗英思想也產生了動搖。因而逐漸喪失了反英勝利的信心。
這時，英俄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及其國內發生的革命，使英國對俄畏忌大為減弱，而德國的威脅則日益嚴重。因此，許多英國官員主張英俄修好，而不宜為西藏問題與俄國結下仇怨。自此以後，英俄兩國開始互相讓步，協調兩國在亞洲的勢力範圍。1906年6月，英俄開始了談判，1907年7月31日，兩國就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達成了一項協定。英國承認波斯北部為俄國勢力範圍，俄國承認波斯南部為英國勢力範圍，波斯中部為兩國中立地帶；阿富汗為英國勢力範圍，俄國放棄自己與阿富汗的直接外交關係。關於西藏，英俄協定規定：
兩國共同承認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俄國承認英國在西藏具有特殊利益；兩國保證尊重西藏領土完整，不幹涉其內政；兩國約定除通過中國政府外，不與西藏直接交涉，不派代表駐拉薩；兩國不為本國或其國民在西藏謀取鐵路、道路、電報、及礦山的讓與權，或其他權利；西藏的稅收，不論為實物或現金，均不得抵押或讓與英俄兩國或其國民。
《英俄協定》關於西藏的規定，與1906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有許多相似之處。這表明，英國在兩藏問題上對中國的讓步，主要是對沙俄的讓步。它還表明，英俄兩國為了協調關係，共同反德，在西藏的爭奪出現了暫停，而逐步走向狼狽為奸的合作道路。同時，這個“條約”是英俄兩帝國主義者剝奪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而代之以所謂的“宗主權”的罪惡曆史見證。也是英國束縛帝俄的手腳，使其不能直接插手西藏事務，而英國則依據已取得的權利，不受此“條約”的約束。這樣，就更使英帝國主義者放手勾引達賴，展開更加陰險惡毒的侵略活動。
1907年的《英俄協定》所提出的“宗主權”問題，是妄圖否定中國在西藏的完全主權，為英俄進一步侵略西藏製造輿論準備，是英俄共同深入侵略西藏的嚴重步驟。事實證明，英俄在條約簽訂之後，兩國既沒有放棄侵略西藏，也沒有放棄互相爭奪，這在陰謀控製達賴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1907年11月，達賴根據清政府的命令，經山西五台山前往北京。1908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特簡派大臣到五台山“看望”達賴，除帶來很多禮物外，還有沙皇給達賴的親筆信。沙皇在信中說，沙皇本人對佛教非常信賴，俄國首都最近建立了一所喇嘛寺，裏麵住了很多喇嘛，經常念經，等等。與此同時，英駐華公使朱爾典也積極與達賴接觸。10月20日，達賴會晤朱爾典於雍和宮。朱爾典竭力向達賴表示，“英政府亦極望與西藏建立友好關係”。不久，英印總督特派代表攜帶哲孟雄王子的信件來京謁見達賴。英國的用意已經相當明顯，即企圖把達賴從沙俄的影響下爭取過來，借以實現其單獨分割中國西藏的陰謀。
總之，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帝國主義對中國西藏的爭奪中，英國與俄國扮演要角色。英俄對西藏的爭奪，是與這兩國對整個亞洲特別是中亞的勢力範圍劃分相一致的。從整個過程來看，英國逐步確立了對西藏控製的優勢。英國對西藏的陰謀中，手段十分狡猾，企圖以所謂的“宗主權”代替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所謂的“宗主權”是歐洲帝國主義國家開拓殖民地時期對某些被保護國主張的特權。英國將其套入中國對西藏的關係文件中，並在英俄協定中予以規定，這表明英國企圖在國際關係中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關於西藏地位的爭論，是所謂的“西藏問題”的最初表現形式。這種所謂的“宗主權”也為後來許多西方“藏學家”利用西藏問題，否認中國對西藏主權的隸屬關係，提供了論爭的“曆史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