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勢力的“驅漢宣言”
1911年秋，正當藏局動蕩之時，內地爆發了辛亥革命。中原地區時局的混亂，使英國殖民者感到分裂西藏的時機已到，立即唆使西藏上層策動反漢驅滿的暴動，以實現西藏脫離中國的陰謀。辛亥革命爆發後，英印總督明托特赴大吉嶺，會晤達賴，密商很久。會後達賴即派達桑占東潛回西藏，籌劃西藏各地的反漢驅滿暴動。
與此同時，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以達賴的名義向全藏官民喇嘛頒布了一個通告：
內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國。嗣是以往，凡漢遞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從，身著蘭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惟烏拉仍當照舊供給。漢兵既不能保護我藏民，其將以何方法鞏固一己之地位。願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營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進行。漢人官吏軍隊進藏，為總攬我政權耳。夫漢人不能依據舊約，撫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猶複恣為強奪，蹂躪主權，坐令我臣民上下，輾轉流漓，逃離四方，苛殘惡毒，於斯為極！推其用意，蓋使我藏人永遠不見天日矣。孰使之，皆漢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後，凡我營官頭目人等，務宜發憤有為，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
關於這個通告的性質，許多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通告僅僅是一個驅逐漢人的文告，而並不是一個宣布西藏獨立的文告。這種觀點以中國學者為主。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通告不僅是一個驅漢聲明，而且是一個宣布獨立的宣言書。
我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不太符合曆史實際。首先從通告文本來看，通告目的在於“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因為漢人“恣為強奪，蹂躪主權”。這的確是一個驅漢聲明。但西藏上層的分裂分子驅漢目的何在呢？顯然不是為了與內地的共和政權發生關係，這為後來的曆史證明。而是為了實現民族分裂，恢複其“主權”，盡管文中沒有“獨立”字樣。其次，從西藏噶廈政府自1911年到1959年，乃至現在的“西藏流亡集團”幾十年的曆史來看，原西藏地方當局的親帝派一直在謀求分裂祖國的“獨立”活動。他們自己也認為1912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西藏自由獨立”。因此，我們認為，由十三世達賴頒布的這個驅漢文告，並非是一個所謂的“獨立宣言”，但它是有一定分裂傾向或獨立傾向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認清“西藏獨立”問題的曆史真相，才能夠對今日之“西藏流亡集團”鬧“獨立”的源流有較為清醒的認識。
西藏上層確立親英政策
西藏地方當局發布驅漢反滿宣言後，以達桑占東為總司令迅速組織起萬餘藏兵，圍攻拉薩、日喀則、和江孜等地的川軍。川軍寡不敵眾，紛紛繳械，由印度轉通海路回內地。清廷駐藏大臣也被趕出西藏。西藏上層中效忠清廷中央的愛國分子受到達賴的清算。如丹吉林寺呼圖克圖、色拉寺喇嘛擦絨噶倫等均遭殺害，財產也被抄沒。
1912年12月，達賴由噶倫堡返藏。英印政府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其代表發言說，“期望在中國維持對西藏宗主權而不進行幹涉的條件下，看到西藏實行內部自治，並期望達賴喇嘛能盡一切力量，達到目的。”事實表明，英國所期望的“西藏自治”，並不是偏向中國的自治，而是偏向英國的自治。在後來的章節可以看到，英國鼓動西藏自治的用心何在。
達賴喇嘛於12月16日返回拉薩，在懲辦上層親漢勢力的同時，對那些反漢有功人員大加嘉獎擢升。藏軍總司令達桑占東由平民晉升為劄薩，攝政策墨林諾門汗因領導反漢得力，受封為呼圖克圖。
在對外政策上，達賴及西藏上層確立了聯英政策。達賴返回西藏後，召開了一次地方頭人代表大會，商討今後的內政外交。主要討論了三個問題1.西藏與何國或若幹國為友？2.是否擴充軍額，若擴充，如何籌餉？3.司法若改革，手續如何？關於第一個問題，也就是西藏的對外關係問題。各地方頭人代表提出了幾個答案：1.與英國為友，因其距離最近；2.與任一強國為友，而依附之，不輕此就彼；3.與中國為友，彼兵強人眾，若汝非確得別國扶助西藏，則中國後將報複。多數人主張第一方案，即首先與英國為友。
由此看來，在辛亥革命後，達賴喇嘛確立了首先“以英為友”依附英國的對外政策。在談到與中國關係時，西藏上層則采取消極被動的“為友”政策，因害怕中國“兵強人眾”，以圖報複。這次各地頭人代表大會為達賴召集的首次代表大會，亦為西藏曆史第一次，且代表均為政府官員或地方頭人，其意義重大。會議不僅決定了後來的西藏內外政策，而且會議程序本身成為西藏上層中所謂的“西藏人民會議”的來由。
外蒙“自治”與蒙藏協定
辛亥革命時期，中國領土外蒙古跟西藏一樣，成為帝國主義爭奪的目標。毗鄰外蒙古的沙俄對這塊中國領土更為垂涎三尺。沙俄與日本先後通過二次密約，劃分了兩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1907年第一次密約，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1910年第二次密約，雙方明言“鞏固及增進1907年7月30日所簽密約之性質。”
麵對外患日迫的邊陲問題，清廷象在西藏推行新政一樣，也在外蒙古實施“新政”措施，鼓勵移民，增派駐軍。懷有侵蒙野心的沙俄對此密謀抵製。1911年7月5日，俄駐華公使公然抗議清政府在外蒙古的“新政”措施，要求停止，“否則，俄國不能漠視”。不久，八百餘名騎步兵到達庫倫。沙俄還向清廷施壓，允許外蒙古“自治”。1911年11月12日，俄國公使提出條款，要求中國停止向外蒙古駐兵、移殖，並不幹涉“外蒙之內政”。
沙俄為了擴大其侵蒙地位，還與英、美、日三國勾結，取得三國對俄國在滿蒙問題上的諒解。1912年5月14日，俄國駐華公使向國內報告說，美國公使表示不阻撓俄國在滿蒙采取軍事行動。1912年7月8日，俄日第三次簽訂密約，劃分了兩國在內蒙的勢力範圍。9月，英俄兩國外交大臣就蒙藏問題舉行會談，雙方達成諒解。
沙俄在外蒙古製造“自治”，幹涉中國推行新政的侵略行徑，受到清政府的抵製。但是袁世凱上台後，為了取得沙俄的承認，不敢與俄衝突，試圖談判與之達成妥協。1912年10月30日，兩國在北京舉行談判。1913年5月20日，中俄達成關於外蒙古協定6條。俄國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完全之一部分；中國不更動外蒙曆來所有之地方自治製度。但是，北京參議院拒絕批準這一協定。中俄雙方改以外交聲明文件公布：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的宗主權，及外蒙古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中國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在外蒙不派官員不駐軍隊，不辦殖民。俄國也承擔類似的責任。在俄國的精心策劃下，1914年9月到1915年6月，在恰克圖舉行中俄蒙三方會議，於1915年6月7日，簽訂《中俄蒙協約》。北京政府在協約中再次承認了“外蒙自治政府”。
沙俄在外蒙古鼓吹的“自治”，實質上是一種分裂中國的“獨立”陰謀。沙皇政府在國際交往中稱保證外蒙“自治”，在外蒙王公中則一直在培植親俄勢力，支持他們反對清廷中央政府，謀求“獨立”地位。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發生，沙俄認為機不可失，11月30日，即唆使外蒙王公僧侶階層宣告“獨立”。在沙俄培植下，外蒙古當局於1912年11月3日與沙俄簽訂《俄蒙協約》，規定：“俄國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現已成立之自治秩序，編練國民軍，阻止華人移殖蒙古。在沙皇政府的扶助下，蒙古部分上層王公走上了分裂祖國的道路。”
辛亥革命時期，蒙古與西藏的形勢極為相似。都是帝國主義國家製造分裂活動，以所謂“自治”、“獨立”的名義，在封建王公貴族中培養反華的分裂集團。英國在西藏、俄國在外蒙古，兩個帝國主義國家所用的手法伎倆何其類同。
在西藏與蒙古上層統治集團中被帝國主義培養起來的分裂勢力，因蒙藏同宗，雙方上層亦多往來。辛亥革命後，蒙藏上層也走到一起，共同密謀反對中央政府的活動。十三世達賴返回西藏後，委派其宗教顧問蒙古人德爾智赴庫倫與外蒙古上層密商，同謀脫離中國。
1913年1月，西藏與外蒙簽訂了《蒙藏協定》，主要內容：
蒙古西藏均已脫離滿清之羈絆，與中國分立，自成兩國。因兩國信任同一宗教，而欲增進古來互相親愛之關係……兩國會同協定如下：
1.西藏國主達賴喇嘛讚同並承認蒙古為獨立國家，其黃教首領哲布尊丹巴為蒙古國主；
2.蒙古國主哲布尊丹巴喇嘛讚同並承認西藏為獨立國家，達賴喇嘛為西藏國主；
3.兩國當於協商之後，設法促進佛教信仰；
4.蒙藏兩國從今以後，凡有外患內憂，雙方皆當永遠互相讚助。
《蒙藏協定》的簽訂，勢必加強俄國對西藏的影響。故協定簽字的消息傳出，英國人極為震驚，擔心俄國勢力在西藏加強，勢必危及英屬印度之利，英國駐錫金專員貝爾向西藏當局詢問協定真象。西姆拉會議上，貝爾向西藏代表詢問。答複說：“達賴未曾授德爾智以與蒙古訂立任何條約之權，遣德爾智之書，係屬普通信劄，僅請其為佛教謀利益而已”。
雖然西藏上層對貝爾否認了蒙藏協定。但是傳聞本身表明，西藏上層與蒙古王公企圖通過蒙藏合作，“與中國分立”，自成獨立國家。
西姆拉會議與“西藏獨立國”
西藏上層分裂分子深知，隻有“與強國為友”，尋求強國援助，才能實現“與中國分立”的目標。僅靠外蒙古是力難勝任的。西藏上層分裂集團最後還是投入了英帝國主義的懷抱。
1912年6月14日，袁世凱政府為了平息西藏叛亂，電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軍西征。尹昌衡督師從速前進，達賴驚恐立即向英求援，要求英人出麵阻止川軍入藏。作為袁世凱密友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完全丟開朋友私情，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強硬的抗議照會。9月7日，朱爾典向中國外交次長顏惠慶提出抗議說：“如果民國政府定欲征藏，繼續派遣征西軍前進，則英政府匪特對於中華國民不予承認，且當以實力助藏獨立。”在英國的外交壓力下，袁世凱為了求得英國的承認，決定改剿為撫，希望以羈縻手段，籠絡西藏統治者，謀求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談判，和平解決問題。1912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明令恢複達賴名號。中藏直接會談出現可能。但是英國極力反對。並以英藏直接會談及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相要脅，逼迫北京政府參加中英藏三方會談。這就是西姆拉會議的背景。英國之所以努力謀求三方會談，在於英國試圖擔當中藏糾紛的調停人，以使雙方都有求於英國；此外英國試圖抬高西藏的地位，增強其在西藏的影響，降低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地位，以保存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換取西藏的“自治”或某種程度的“獨立”。
中英藏會議於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西姆拉召開。如果說1913年1月的《蒙藏協定》是西藏上層搞藏蒙勾結，秘密從事“西藏獨立”活動，西姆拉會議則是英國人教唆並勾結西藏上層投靠英國，拋出“大西藏獨立國”藍圖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各方代表為：中國中央政府代表陳貽範、英國代表英印政府外務大臣麥克馬洪，西藏噶廈派出了倫青夏劄。
“西姆拉會議本身就是一篇故事，其中外交手腕、強權政治和間諜活動都有過五花八門、錯綜複雜的表演。”首先我們分析一下各方代表的背景。
麥克馬洪，1862年生於英國，1890年進印度政務部，1891—1893年以政治特派員身分隨杜蘭到喀布爾談判標定“杜蘭線”，1894—1896年劃定巴拉齊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邊界，1903—1905年任錫斯坦專員，1905—1911年任英國駐巴拉齊斯坦最高專員與總督代理，1911—1914年任英印政府外務大臣，1914—1916年任英國駐埃及首席高級專員，巴黎和會時任中東問題國際委員會的英國代表。麥克馬洪具有“邊疆派性格”的頑強個性，“對於創造和標定邊界這件事沾沾自喜，認為它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藝術，可以得心應手地塑造出多種形態來。”由此看來，麥克馬洪是一個老奸巨猾的殖民主義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