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至1949年初，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指揮下，取得了三大戰役決定性勝利的情況下，美國等國家驚慌異常，出於他們“遏製”共產主義“擴張”的目的而不斷地在西藏進行偵察並修築工事，以期將西藏控製在它的手中，作為“反共”的軍事基地。
在這一段時間裏，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表現總體而言還是比較慎重的，這還可以從以下幾個事例中看出。
1943年，美國拒絕了英國關於承認西藏可以與其他國家交換外交代表的權利的建議，國務院並於5月15日的一份外交備忘錄中陳述了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政府一貫支持對西藏地方擁有宗主權和中國憲法將西藏列入中國版圖這一事實，對於此從未提出過異議。同時，美國陸軍當局也認為，為了自己在中國的全局利益，美國應該避開有關西藏“獨立”或“中立”（按：指戰時西藏欲以“獨立”國家身份局外中立）的爭端。
1946年5月，西藏的所謂“親善代表團”在專程去印度拜會美國駐新德裏大使時，曾向美方提出了邀美派官員訪問西藏的請求。為此，1947年1月，美國駐新德裏使館代辦喬治·R·米勒克（George R Merrek）向華盛頓遞交了一份很長的電報說，應該派一個使團前往拉薩，作為對西藏“友好代表團”的回訪，並且宣稱“不難看出，從對拉薩的友好姿態中獲得的好處，要比因此招致與蔣介石的關係中可能出現的困難重要得多”。但是，美國國務院對此態度較為審慎。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回答美國官員訪問拉薩的提議時說：“（美國）同西藏人的友誼是好的，但是美國對西藏的訪問會使西藏人和中國人引起誤解。”
總而言之，在這段時間裏，美國政府對西藏問題采取的政策與活動是具有兩麵性的：一方麵有殖民與擴張的霸權野心；另一方麵考慮到與蔣介石政權的密切關係而有所收斂。對此，美國人諾曼·霍爾在論述西藏“商務代表團”的內幕及活動的書中，將美國政府既熱衷侵略西藏又不得不拉攏國民黨政權的兩麵手法描繪得淋漓盡致。他說：“1948年初，商務代表團在美國呆了4個月之後，再次集中研究了西藏從宗主國中國獲得獨立的問題。西藏人拒絕使用中國護照，而美國則發給了他們特別簽證，這些簽證隻發給美國還沒有承認國家的公民。此外，西藏人顯然不要中國人的任何幫助，也不要中國人參加，由他們自己同美國人締結協定。中國人提出了抗議，指出如果讓西藏人這樣取得獨立的地位，那就會給內政造成嚴重困難。國民黨中國政府對整個事件特別關切，它一再得到美國的保證：美國對中國和西藏的立場沒有變，也決不會變。不久，在對待西藏人的態度上也表現出來了，（西藏）代表團希望謁見杜魯門。而中國顧問（按：指國民黨政府顧維鈞大使）堅持認為謁見時他應在場，而美國對此表示了同意。為了不再屈從於中國的宗主權，西藏人隻好決定不見總統。西藏人受了挫折。他們未能獲得在法律上承認其事實上的獨立（美國對西藏事實上的獨立是確認的，從沒有懷疑過），而隻是在讓美國不再繼續作中國對西藏享有法律上權利的保證方麵取得成功。況且，這種法律上權利由神秘的宗主權變成主權，這意味著政治上更依附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