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尼赫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與中國簽訂關於印藏通商與交通協定，明智地放棄了英國殖民者傳統的對藏政策和在西藏的特權。但是，印度政府出於種種原因，並沒有完全拋棄英國殖民者幹涉我國西藏事務的傳統作法，試圖利用西藏問題保持對中國的某種外交壓力，以便討價還價，在邊界問題上謀取利益。1952年，尼赫魯就指示當時的印度情報局長穆立克（M·N·Mullik）與達賴喇嘛的兄弟嘉樂頓珠及其他分裂分子保持聯係，並盡力幫助他們。在1956～1959年的康藏叛亂中，印度的這種傳統作法更為明顯。
1955年，西康試行土地改革，觸動了一部分農奴主和土司頭人的利益，他們公然舉行叛亂，反對改革。失敗後大部分逃往印度的噶倫堡。由於印度政府采取縱容態度，噶倫堡一時成為康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獨立”的活動基地，在印度國內逐漸聚起一股挾持達賴搞獨立的強大勢力。印度政府視而不見，卻借口紀念釋迦牟尼涅槃2500年於1956年11月異乎尋常地盛情邀請達賴、班禪去印度訪問。達賴抵印後，印度總理尼赫魯於11月27、28日兩次同達賴喇嘛談話。除了一般內容如問候、訪印情況外，談話突出了兩個重點：1.美、蘇為首的兩個陣營都有所削弱；2.西藏和中國簽訂協議承認西藏屬中國，但如中國超出協議範圍，西藏有困難時，印度將幫助西藏。尼赫魯這種談話的動機很明顯。它對那些陰謀搞“獨立”的勢力是一種鼓勵和配合。由於周恩來總理兩次訪印，親自說服，讓達賴留印搞“獨立”的陰謀才未得逞。但印度並未放鬆拉攏達賴的活動，並製造輿論為西藏分裂分子撐腰打氣。在裏應外合的囂張氣焰下，西藏反動叛國分子終於在1959年3月發動了全麵的武裝叛亂，公開提出“西藏獨立”的口號。西藏叛亂分子在拉薩公開鬧事時，於3月10日去印度駐拉薩總領事館要求印度保護“西藏獨立”，印度總領事竟然表示，他們口說無憑，需要有一個書麵文件；印度總領事館還公開接見叛亂代表，收下“獨立”聲明並答允轉告其政府。3月13日拉薩偽“人民會議”通過印度駐拉薩總領事館的電台兩次向噶倫堡發電報，與在印度的叛亂分子進行聯絡。眾多事實證明，印度駐拉薩總領事館在這次叛亂中公開支持了西藏叛亂分子，如容許叛亂分子從領館內向解放軍開槍；在解放軍反擊後允許叛匪在領館躲避解放軍搜查；私藏叛亂分子的槍支、彈藥；其醫院給叛亂分子提供醫藥，甚至衣、食、住等方便。
由於中國平叛的堅決果斷，叛亂迅速被撲滅。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叛亂分子挾持下，於3月31日抵達印占區，受到印度的熱情款待。印度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薩擔任過總領事的司長梅農前往邊境迎接，並一直陪伴到新德裏。4月18日，達賴等一行到達提斯浦爾，由印度外交部的官員散發了誣蔑中央政府的所謂“達賴喇嘛聲明”。印度總理尼赫魯於4月24日會見了達賴，並多次發表講話指責中國不遵守西藏自治的保證，采取了武力鎮壓和壓迫。當時印度政府中支持西藏叛亂、搞“獨立”的右派政黨氣焰極為囂張，紛紛發表反華言論。印度政府借勢通過各種方式煽起反華反共高潮。自2月底到4月初的一個多月內，印度36家報紙就發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和約31萬字的新聞，肆無忌憚地攻擊中國，甚至組織反華遊行，支持“西藏獨立”。
印度政府支持“西藏獨立”的嚐試失敗後，采取了一係列惡化中印兩國關係的行動：
1.支持西藏分裂集團、建立藏人反華武裝。
印度政府在中國平息西藏叛亂後，繼續支持康藏叛亂分子在噶倫堡等地建立反華基地，給予達賴喇嘛政治避難權，並違背諾言，扶植達賴在印度的達蘭薩拉建立了“流亡政府”，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1962年邊界戰爭後，印度政府轉向更加積極地援助、利用西藏叛亂分子。它與美國合作在奧裏薩（Orissa）建立了一個秘密援藏據點。同時，它還允許美國秘密建立了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空中支援的查爾巴迪亞（CHARBATIA）情報站。此時的印度政府已成為西藏叛亂分子的最主要的供應者，印度將整個行動置於情報局調研分析處的指揮之下，由總理辦公室監督。在奧拉夫·卡羅爵士建議下，印度政府招收大批流亡藏人，“在給予他們必要的軍事訓練後，將他們派往整個喜馬拉雅山邊境沿線的邊境哨所”；同時印度政府讓“B·J·帕特奈克負責募集和訓練西藏難民回國進行遊擊活動”，蓄意破壞西藏治安，妄圖阻撓西藏正在進行的改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政府還於1962年秘密組建了以流亡藏人為主的印藏“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 Force），這支部隊情報界稱之為“22號機關”（EST。NO。22），長期駐紮在印度北方邦台拉頓附近恰克拉塔，其最初設想的具體任務是在中國西藏內部組織抵抗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