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西方國家與西藏人權問題(1 / 3)

西方社會是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在經濟上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聯係,在政治上有著密切的同盟關係。西方國家是一個政治概念,指歐美、亞洲的日本和澳大利亞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無論在政治、軍事還是經濟上,美國都稱得上西方國家的首領。在國際上鼓噪西藏人權問題,西方國家是最主要的代表。其中美國是急先鋒,所以將美國與西藏問題在後麵列一章探討。本節主要分析英、法、德、日、澳大利亞等其他西方國家在西藏人權問題上的表現。

這些國家就總體上而言,在西藏問題上也是與美國保持了大體的一致,指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但又與美國保持一段謹慎的距離,擔心過分得罪中國,影響雙邊關係。就這些國家的政府、議會、社會輿論而言,往往是政府的表現要謹慎些,而議會及某些新聞媒體則表現出明顯的反華趨勢,尤其是在1989年六四風波後。

西方國家政府立場

西方國家政府在西藏人權問題的立場隨著國際形勢及中國政治事態的發展,前後有較大變化。在1987年至1989年之間,它們對拉薩騷亂的反應多采取了謹慎態度,1989年拉薩戒嚴、特別是六四風波後,西方的態度朝積極幹涉的方向有所發展。

法國:法國一直以《人權宣言》而自豪。在國際領域,法國也以“人權衛士”自居。在西藏人權問題上,它的表現與西歐其他國家不同,更顯主動,幹涉中國內政。1987年10月8日,法國國民議會辯論拉薩騷亂時,法國外交部國務秘書表達了政府的立場:

由於在1949年到1964年這段時期裏,法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因此它對1950年和1959年在這個北京政府行使主權的地區發生的事件沒有表明過看法。法國在1964年承認中國,並同他建立外交關係時,沒有就西藏自治區(有它自已的特殊情況)歸屬中國的問題發表過任何聲明。同所有主權國家一樣,我國完全遵守不幹涉他國內部事務的這一國際關係準則。不過,盡管如此,法國從未忘記對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表示好感和關心,因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是整個人類的財富。因此,當達賴喇嘛前來法國作私人訪問時,他以精神和宗教領袖的身份受到了歡迎。

1989年拉薩騷亂後,法國的立場有了許多微妙的變化。法國總統不便直接會晤達賴。法國政府開展了“夫人外交”。法國總統密特朗夫人會見達賴(1989年4月20日),此後,政府文化部長、外交部副部長先後會見了達賴,討論西藏形勢。1991年4月25日至27日,密特朗夫人親臨達蘭薩拉,訪問西藏流亡集團總部。她以法國人權組織——自由法蘭西主席身分受到流亡政府要員及達賴本人的熱情歡迎。1992年2月在第48屆聯合國人權會上,密特朗夫人又以自由法蘭西主席身分到會發言,誣蔑我國西藏政策。

英國:近代史上,英國曾力圖控製西藏,這種曆史關係使英國對西藏問題較為關注。這也使得英國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具有新特點。對1987年10月的拉薩騷擾,英國反應緩慢且平靜。10月7日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說:

英國政府認為,西藏最近發生的騷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可是,我們對有些人喪失生命感到遺憾。我們希望目前的騷亂不會推遲西藏的自由化計劃。我們早在1906年就已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這種立場是本著西藏被認為是實行自治的這種理解而采取的。達賴可以作為平民訪問英國。

1991年3月達賴訪問英國,查爾斯王子和英上、下議院議長都分別會見了達賴。雖然英國會20名議員寫信給梅傑要求他重新考慮不會見達賴喇嘛的決定,梅傑首相仍然沒有接見達賴。對此梅傑解釋到:

沒有哪國政府承認這個政治機構,而且我們也不與它打交道,我並不想忘掉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主要關注的問題使西藏人民獲得較好的待遇。

德國:1987年10月7日西德外交部國務部長向聯邦議院外委會提交的報告中承認達賴是西藏人的宗教領袖,但不承認他是一個流亡政府的政治領袖。

10月8日聯邦議院舉行了一小時的西藏問題辯論。據報道所有議會黨團的議員都呼籲“中國政府尊重西藏居民的人權”。

10月8日西德前駐華大使維克特撰寫文章具有一定代表性:

這些騷亂和達賴喇嘛前不久在美國會提出的幾點計劃之間肯定有某種聯係,……中國領導兒年來已經看到並且承認他們在西藏所犯的錯誤……北京領導幾年來已經主動悔過並設法彌補損失。……(達賴)的要求同中國的下述觀點是不相容的,即西藏最晚從13世紀起就屬於中國了。從曆史的角度看,這一觀點無可爭辯。

……事實上值得希望的是北京為西藏人提供自決權,雖然這種自決權……不包括脫離這個國家聯合體的權利,但是這種自決權應該為西藏人提供獨立決定自己事務的可能性。但是,隻有通過一次漫長的、有耐心的對話,隻有當喇嘛和僧侶放棄了自己的政治領導權要求並局限於從事宗教活動,才能實行這樣一種事態發展。

西方議會態度有所不同

西方國家議會對西藏問題較政府表現出更大的“關心”,有的通過了所謂“西藏人權問題決議”,向本國政府和中國政府施加外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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