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曼議員指責政府對華政策感情用事，對中國“侵犯人權”現象聲討不力，是個悲劇，並鼓吹澳議會應仿效美國國會通過的決議，承認達賴和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真正代表”。
有的議員還把西藏問題與香港澳門問題混為一談，攻擊我國。多貝爾·李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各種理由說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1951年的協議是達賴簽署的，這本身說明了西藏是在1951年和平解放的事實，但是將中國對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態度與當年中國政府向殖民主義者簽署割讓香港與澳門的條約的態度作一比較十分有趣。當時中國政府是在脅迫下簽署割讓香港澳門條約的，因此港澳最終收回歸中國。而十七條協議與割讓港澳的條約有相似之處。”言外之意就是，西藏也終將會回到達賴手中。
澳洲議會的決議，配合了達賴集團在1991年發動的“國際西藏年”活動。他們用自己的聲音重複了達賴的主張，為西藏流亡集團說話。這些錯誤的立場與觀點，在後麵諸章均有分析（參見第11章）。值得注意的是，澳洲政府與議會在西藏問題上的作為，逐步走在了其他西方國家的前麵。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
1989年10月5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授予達賴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為此發表的公報中說：
達賴喇嘛在為西藏解放而展開不懈的鬥爭中反對使用暴力。他主張在容忍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實現和平，以保護他的人民的曆史和文化傳統。達賴喇嘛的哲學來源於他對一切有生命之物的極其尊敬和宇宙賦予全人類和大自然的責任概念。委員會認為，達賴喇嘛為解決國際衝突，人權問題和全球的環境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設性和有遠見的建議。
達賴獲獎，盡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他已是連續第三次被提名，但畢竟他不是熱門人選。在101個被提名者中，分析家的注意力一向隻集中在裏根、戈爾巴喬夫、曼德拉以及捷克兩名著名的離心分子中。但是，諾貝爾和平獎一向有其政治涵義，與時局有關。1989年的時局中，北京六四風波占有較重地位。在挪威諾貝爾協會會長談到達賴是如何獲獎時表示：
達賴具備了包括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內的其它侯選人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主要是因為中國對民主運動實行了野蠻的鎮壓和隨後整個世界都感到義憤，選中達賴喇嘛既是為了影響中國的局勢，也是為了承認中國學生從事民主運動的努力。達賴獲獎人權問題不是新因素，政治則起了作用。
本來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就沒有一個令各方麵心悅誠服的標準，尤其是和平獎的提名與遴選是挪威國會一個委員會的決定，其決定常有令人啼笑皆非之處。今年此獎頒布明顯是指向中國的，諾貝爾委員會主席曾說：“表彰達賴是對北京政府的一種懲罰”。所以諾貝爾委員會的考慮是出於政治目的。這給西藏問題的解決增加了新的困難，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首先，這是對中國的又一打擊。自從六四風波以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一直受到西方國家的製裁。而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更加突出了中國當時的孤立處境。這種孤立是中國於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絕無僅有的。這也意味著中國40年來力圖避免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努力受到挑戰。向達賴頒獎進一步加強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人權攻勢。
其次，達賴獲獎鼓勵了西藏的分裂活動，助長了西藏流亡分子的氣焰。達賴本人利用這個機會多次演講鼓吹“西藏獨立”，攻擊“中國有組織地摧毀西藏人民的民族精神”，並自吹他是“因為從事爭取西藏獨立的非暴力鬥爭而獲獎的，這個獎有助於實現西藏獨立”。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煽起了一場政治風暴。達賴獲獎使藏獨分子喜出望外。“西藏人基金會”主任說：“所有西藏人都將歡欣鼓舞，但對我們來說，戰鬥仍在繼續。”世界各地的藏獨分子、達賴辦事處和駐外機構以及各種西藏分裂組織都加緊了活動，一時氣焰囂張。
第三，諾貝爾和平獎的頒布並不能有助於西藏問題的解決。諾貝爾委員會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西藏自13世紀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頒獎給達賴隻能煽動起藏獨分子的分離活動，長期主張搞武裝獨立鬥爭的西藏青年大會表示：“我們關於進行武裝鬥爭的號召不會受影響，它將繼續保持下去。”
關於達賴獲獎一事，新加坡《聯合早報》的一篇文章的評論最為精辟：
一個地區的人民基於不同種族不同文化而不願意接受中央的統治，並不是現在才有的事，更不是中國才有的問題。這類的問題，必須通過理性與忍讓的態度來解決。但諾貝爾委員會的這次決議，卻可能開一個危險的先例。達賴喇嘛到西方求援之時，西方“好打不平”的人也隻是給他口頭上支持。因此，諾貝爾委員會的這次決定，真正的用意其實隻是在給中國政府好看，這跟北京六四事件的發生及其餘波，相信也不無關係。中國政府如能平心靜氣想想，也應能理解出其中值得他們反思的地方；但諾貝爾委員會為了要做給人好看，甘冒幹涉別國之指責，有違它原有的宗旨，有損它本身的形象，恐怕也是“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