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奴主對農奴的剝削、壓迫和人身占有，是靠對封建農奴製的暴力來維持的。與政教合一的政權相適應，西藏也形成了一套政教相結合的法律。按照法典，三大領主統治農奴是神的意誌，農奴受苦是命中注定的，不能反抗。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相當於專區和縣的機構，以至領主、頭人都可以辦理訴訟案件。大的寺院也設有法官，審理僧人中的案件。僧人犯法首先由寺院審理，各級政府不得幹預。寺院判決的案件，與政府的判決具有同樣的效力。各級政府把駐地下層陰暗、潮濕的房子作為監獄。三大領主可以在自己的莊園設立監獄，大寺廟可以設立關押所。在拉薩一些犯人戴著木枷、腳鐐、手銬沿街要飯，有的則被送到邊遠地方流放，終身為奴。舊西藏的法典名為《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它按人的血統貴賤、職位高低，規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級”，藏王、大小活佛及貴族屬“上等人”，商人、職員、牧主屬“中等人”，鐵匠、屠夫、婦女等屬“下等下級人”。各等人的生命價值也不相同。法典規定人有等級之分，命價有高低之別。“上等上級人”命為“無價”，“遺體與金等量”；“下等下級人”命為“草繩一根”。法典為了維護“三等九級”製度，規定了嚴厲懲罰以下犯上的行為：“卑賤與尊貴爭執者拘捕”；“傷人上下有別，民傷官，視傷情輕重，斷傷人之手足；主失手傷仆，治傷不再判罪，主毆仆致傷，無賠償之說”。法典規定的“重罪肉刑”十分殘酷，包括“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處死等”。這些規定本身就說明在舊西藏，廣大勞動人民毫無平等、自由、人權可言。
在經濟權利方麵，三大領主控製了生產資料，農奴依附於農奴主。在舊西藏，占人口不及5%的三大領主（官家、貴族、寺院上層僧侶）占有西藏全部土地、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封建領主莊園製是其基本特征。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階級沒有什麼生產資料。據統計，過去西藏約有耕地300萬畝，其中官家占有30.9%，貴族占有29.6%，寺院和上層僧侶有39.1%。在這種極不平等的經濟關係下，農奴階級不得不依附於三大領主。除上交沉重的地祖外，農奴還要承擔無數的稅收和無償的差役。經濟的依附導致了人身的依附。農奴們的婚喪嫁娶農奴主也有權幹預。農奴的兒女出生就成了領主的新農奴，農奴死亡還要向領主銷名。舊西藏的兩句話是對農奴與農奴主的依附關係的最好概括，即“地不無差，人不無主”。就是說，土地沒有不支差的，農奴沒有無領主的。
封建莊園的土地占有和經營形式，是西藏封建農奴製的基本特征之一。西藏的封建莊園，按其領主的不同，分為三種，一種是政府莊園，為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占有，藏語稱“雄溪”；一種是貴族莊園，藏語稱“格溪”；一種是寺廟莊園，藏語稱“曲溪”。
莊園土地的經營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領主的自營地；一是差巴的差地。領主的自營地，都是用農奴的無償勞役來耕種，全部收獲歸領主，自營地所占比例越大，領主對農奴的剝削就越重。差巴領種差地，並由差巴給政府支外差，給領主支內差。
三大領主對牧區的管轄，以部落為單位。這種部落與原始社會的性質根本不同，它既是三大領主為管理牧奴而劃分的行政區域，也是剝削牧奴的行政機構。
三大領主分別占有草場，同時也占有草場上居住的部落牧奴的人身。和農民情況不同的是，由於牧業經濟的特點，一個部落居住在隸屬於一個領主的草場上，又可以分散在幾個領主的草場上放牧。這樣牧奴就有直接領主和間接領主，對於前者有人身依附關係，要向領主支各種差役，對於後者沒有人身依附關係，但要向領主交草稅。
高利貸是西藏三大領主剝削農奴的重要手段。三大領主都是債主。西藏地方政府各級機構與官員都放高利貸。收息是各級官員的職責。高利貸利息占三大寺總收入的25%至30%，寺院放債的利率，借錢一般在30%，借糧的年息是“借4克還5克”。
西藏的貴族絕大多數也放高利貸，債息在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15%至20%。貴族放債的利率，借錢的利率一般是20%，糧債利息一般是借四還五，也有借五還六的。
三大領主放高利貸的比例，根據丁青、江孜、白朗縣的調查，寺廟領主放的高利貸最高，一般要占40%至50%；政府放的高利貸占20%至25%；貴族放的高利貸占15%至20%；其他人放的高利貸占5%至10%。
在社會權利方麵，廣大的藏族平民百姓沒有就學機會，生活水準低下，更無社會保障可言。在殘酷的農奴製度統治下，舊西藏的經濟長期停滯不前，技術水平落後，生產方法原始。惡性瘟疫不時流行，人口平均壽命低下，隻有35.5歲。人口急劇下降，從興盛時期的幾百萬下降到1951年和平解放時的一百萬左右。藏族人民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1959年前，人口不足一萬的日喀則竟有乞丐兩三千人，人口隻有3.7萬的拉薩也有乞丐四五千人。舊西藏的教育隻是寺院僧侶和達官子弟的專有品，勞動人民毫無念書的機會，文盲率達90%以上。
新時期藏族人民的權利保障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共同奮鬥，經過平息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的武裝叛亂，實現民主改革，建立民族區域自治政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西藏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
40年來，西藏人民在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在政冶、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麵都將西藏曆史向前大大地推進一步。西藏實現了和平解放，與兄弟民族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關係；完成了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政教合一、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製度；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政權，藏族人民當家作主，成為新時代的主人；展開了蓬勃的社會主義建設，西藏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藏族傳統文化得到發揚光大。
民族的解放，社會的進步，使藏族人民的權利得到維護與發展，四十年裏西藏社會翻天覆地的進步與變化，是對所謂西藏人權問題的有力回擊。
1.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的建立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除漢族外，還有包括藏、蒙、滿、回等55個少數民族。其總人口為9120萬，占全國人口8.04%。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十分重視民族問題。根據曆史情況和現代實際，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它包括兩個方麵的涵義。一是，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設立自治機關，由少數民族行使當家作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務的權利。二是，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與其他行政區域一樣都是中國的行政區域，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接受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
西藏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政權。目前，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已通過和頒布了20多個地方性法規和單行條例，內容涉及政權建設、社會經濟發展，文化教育、司法、環境保護等方麵。這些法規有鮮明的西藏地方民族自治特點。如在幹部隊伍建設方麵，現在已形成了一支以藏族為主的民族幹部隊伍。自治區各級藏族幹部有3.7萬多人，占幹部總數66.6%，在自治區一級幹部中，藏族幹部占72%，在縣級幹部中占61.2%，全區各級政權的主要領導人都由藏族幹部擔任。藏族人民的政治權利得到保障。
2.西藏人口增長，婦女地位提高
關於西藏的人口發展，一直是海外西藏流亡集團攻擊中央政府的借口，說什麼中國向向西藏移入了750萬漢人，藏人成為西藏的少數；說什麼政府強迫藏族婦女墮眙，藏人有種族滅絕的危險。這些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時，西藏人口約為100萬。1964年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時，西藏人口125萬，藏族有120.9萬，占人口總數96.63%。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人口189.2萬，藏族有178.6萬，占人口總數94.4%。1990年7月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總人口219.6萬，其中藏族人口增長到209.6萬，占人口總數的94.46%。與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相比，藏族人口在8年間增長了30.98萬人，自然增長率為17.34%，高於同期全國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2.64個百分點。西藏藏族人口在40年間從100萬增加到200多萬，增長了一倍。
從1951年到九十年代，藏族人口始終占西藏總人口的絕大多數。中央政府從未製定過向西藏移殖漢人的“移民”計劃。據1964、1982和1990年的人口普查統計，在西藏的漢人分別為3.7萬、9.2萬、8.1萬人，分別為當時西藏人口總數的2.8%、4.8%、3.7%，在西藏人口中占絕對少數。在西藏服務的漢人大多數是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他們來自全國各地，與藏族人民共同為西藏的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近年來，隨著西藏實行開放搞活的經濟政策，有一些漢族群眾和其他民族群眾到西藏做生意，這部人流動性很大，數量也有限，他們沒有移居西藏。所謂大批漢人移居西藏、同化藏人的說法毫無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