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蘇聯民族理論，將階級與民族兩個概念混為一談，錯誤地將民族問題納入階級鬥爭的範疇。斯大林的民族理論認為，民族分為資產階級民族與社會主義民族，民族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反映。這種理論忽視了民族發展的曆史規律，將民族問題與階級鬥爭混淆起來。將這種理論運用於實際中去，必然導致忽視少數民族要求的後果，導致以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方式解決民族糾紛的後果。
4.在宣揚蘇聯國民意識下，忽視了各民族的自我意識。在社會發展與民族融合的階段問題上，前蘇聯領導人都患有自吹自播的“左派幼稚病”。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上鼓吹，蘇聯進入了共產主義階段，蘇聯各民族達到了完全的一致，蘇共黨已解決了資本主義世界極其尖銳複雜的問題，即民族關係問題，蘇聯已形成了一個不同民族的曆史共同體即蘇聯人民。他們有共同的祖國，社會主義蘇聯；共同的階級結構；共同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經濟；共同的世界觀馬列主義；共同的目標共產主義；和共同的心理特征。赫魯曉夫下台後，勃列日涅夫有鑒於蘇聯社會發展與民族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為蘇聯尚沒有達到共產主義階段，而是處於“發達的社會主義”時期。前蘇聯領導人的上述觀點都認為蘇聯民族問題早已解決，民族的差別已消失殆盡，全蘇形成了一個共同的民族——蘇聯人民。蘇聯的這種宣傳，實質上是在宣揚作為蘇聯人的國民意識或國家意識。於俄羅斯人，這種宣傳可能不傷其民族感情。但對少數民族而言，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宗教及風俗習慣。有不同於俄羅斯人的民族特點和民族意識，那種認為蘇聯民族關係問題已解決、蘇聯已形成一個有著共同世界觀、共同心理特點、共同目標的各民族共同體的觀點是難以接受的。因為這種觀點忽視了少數民族的自我意識及其民族特點，在實際中也容易刺傷他們的民族自尊心。
民族理論的失誤，必然導致在民族工作中出現差錯，使既有的民族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並演變成為民族危機。
民族工作中出現大俄羅斯主義，忽視少數民族利益
俄羅斯聯邦在全蘇聯中，領土麵積占三分之二，人口占一半，是經濟文化發達地區。我們承認，在蘇聯幾十年發展過程中，俄羅斯人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與此同時，大俄羅斯主義現象十分嚴重。
斯大林本人就是一個典型的大俄羅斯主義者，雖然他是格魯吉亞人。他認為，俄羅斯是加入蘇聯所有民族中最突出的民族，是各民族的領導力量。
在民族工作中，俄羅斯人被派往全國各地領導工作。他們自然而然流露出先進民族的自豪感。但這種作法恰恰剝奪了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最容易挫傷民族感情，導致民族矛盾激化。例如在民族幹部隊伍配置上，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撤換了過去的一大批民族幹部，使領導力量的民族比例失衡。從而引起民族地區不滿。1986年12月，戈氏解除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哈薩克人庫納耶夫的職務，以俄羅斯人科爾賓代之。結果引發了阿拉木圖事件，揭開了蘇聯民族動亂的第一頁。
正是因為長期以來大俄羅主義現象的存在及其引發矛盾的積累，促使了民族危機的爆發。在全蘇各地出現的民族騷亂中，各種矛盾都指向了俄羅斯人，要“俄羅斯人滾回去”。這種呼聲不正是大俄羅斯主義嚴重的反映嗎？
大俄羅斯主義的表現有各種各樣，幹部領導權的配置是其中最為敏感者之一。其他方麵如語言文字的使用、經濟資源的利用、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麵也存在著大俄羅斯主義現象。
階級鬥爭擴大化，肅反影響至深至遠
蘇聯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的誕生衝破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統天下。它一成立就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多次顛覆與幹涉，特別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階級鬥爭顯得特別尖銳複雜。但與此同時，出現了肅反擴大化的現象。那時，在蘇共中央有上百的中央委員和軍隊高級將領成為斯大林肅反的對象。
在蘇聯民族問題上，也存在著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衛國戰爭期間，在一些少數民族中有極少數叛國分子企圖鼓吹民族主義，乘機脫離蘇聯。對此，斯大林采取了嚴厲措施，將這些民族分裂分子和階級敵人從肉體上消滅。這種做法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斯大林為了防止再次暴發民族分裂活動，對這些少數民族采取了取消政策，將11個少數民族（日耳曼人、希臘人、庫爾德人、車臣人、印古什人、朝鮮人、克裏米亞韃靼人、麥斯赫特土耳其人、卡拉卡耶夫人、巴爾卡爾人、卡爾梅克人）流放到中亞地區或西伯利亞。1940年蘇聯吞並波羅的海三國後，斯大林將這三國的幾萬人流放到中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