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上海京劇團演出不久，香港票界朋友宴請京劇團，我也被朋友邀去了。除去在這裏見到香港票界幾位著名的熱心京劇藝術、並頗有成就的大家金如新、包幼蝶、李和聲、陳廷驊諸先生外，還見到了巴黎票界的朋友。我發現票友先生們，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原有個印象，以為海外票界以上海人、天津人為主，如今不得不承認，我們天津人（我出生在天津），看戲的多唱戲的少。在北角看戲那天，聽到劇場大廳裏有幾個角落傳來我熟悉而親切的天津話時，我激動不已，裝作看海報站在近處偷聽了好久。談話的內容，無關緊要，隻是那鄉音、口氣、神情，以至穿裝卻使我回到了半個世紀前的童年，我太太問我：“你呆呆的看什麼？”我說我對這話音，場景那麼熟悉。盡管我不認識其中的任何一位，可我馬上可以猜出或編出他們的經曆故事來，因為他們那麼像我的舅舅、鄰居、親戚和父輩的朋友們。假如我要寫小說，選這些人作模特就有把握的多。而對地道香港人，既便認識了一段時間，我也很難把握住他的心理、性格特征，因為我不了解他們生活的環境。我們常說寫小說要“熟悉生活”，就是指這種“熟悉”，我的童年是在天津的英法租界度過的，1945年以後出生的天津人，則不知租界為何物，他們如果在香港聽到那幾位同鄉談天，就未必產生我那樣的親切聯想。就像我和現在天津人相處並不引起我對童年的回憶一樣。
我對海外票界天津人占很大比重的錯覺，是趙伯溪先生引起的。
伯溪先生在舊金山經營商業，很有成就。太太是位程派票友。伯溪先生夫婦都成了舊金山票界的重要人物。他所收藏的京劇錄相、錄音，不是最完全的，也是極豐富的。他在這方麵的成就大概不亞於他的經濟上的成就。趙先生之到美國定居，也和京劇有點關係。三十年代末期，他還上學，就成了戲迷。這年夏天他從學校夾著書包出來，溜到“中國大戲院”去聽戲。當時是馬連良唱《群英會》，那是馬連良的“扶風社”全盛時期，小生葉盛蘭、小花臉馬富祿，花臉則是袁世海。馬先生講究四框嚴謹，不僅行頭、旗包、守舊、桌圍處處講究，連龍套、武行也一律要求頭剃的光亮，大領潔白，可這天有點異樣，台上四個龍套唱著唱著剩下兩個了。馬先生在台上也有點神色慌張。再看前台，不少觀眾在抽煙。伯溪先生奇怪，拉進茶房來問：“夥計，怎麼啦，怎麼馬連良的龍套越唱越少啦？”茶房說：“少爺，出門看看去吧，外邊發大水了！”伯溪先生想去看看，卻又舍不得扔下馬連良的借風不聽。等諸葛亮的東風借到，戲院外的水也沒了半個洋車軲轆。英租界地勢低，水更大，伯溪先生回不去家了，便沿著馬路去到火車站，買了張票登上火車。從此一別天津五十年，在美國落了戶。我在舊金山見到他時，已經是位功成業就的美國實業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