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祺和斤瀾年齡比我大，學問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幾十年，我們在文學上卻談得不多。缺乏主動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無能並無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談文學尤其少，算起來總共不超過十次，平均五年談一回。
五十年代中，與我同輩的幾位青年作家，如紹棠、穀峪、劉真、董曉華都出了書，我還沒一本集子，看著挺眼熱。便想把已發表的作品編在一塊出本“全集”。可重讀完那些稿子，連自己也找不著嚇人一跳之處。我就找曾祺要主意。他聽了我的自白，沉吟片刻說：“出也行，不出也罷。”便不多說了。我把這話反複咀嚼，才明白是對我出書持否定態度。我又找到他說：“接受你的建議，不打算出了。”他才說：“急著出書幹什麼？要急在找創作路子上。你以前寫的題材、觀點、文風都不錯，主題呀，語言呀，結構方法呀都跟解放區帶進城的，與目前正時興的路子一致，容易發表也容易被看好，這點你比我強。其不足是你還沒找到你自己。文學是一個人一個樣的玩藝……”
這是我頭次聽說“你還沒找到你自己”。此後也沒人再跟我說過。但從此自覺不自覺的總想找找自己。
1957年大鳴大放時期，斤瀾在北京日報發了篇小文章，談文藝觀點，一千來字。字斟句酌，行文嚴謹，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看了卻對我說：“你見到斤瀾跟他提一下，講究語言是他的長處。但過猶不及，過分考究難免有嫻巧之虞。這麼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瀾轉達了，斤瀾笑著點頭：“嫻巧，哈哈哈，嫻巧，哈哈哈哈……說的是地方！”
1955年曾祺已調到“民間文學”雜誌任編輯部任主任。有天他來電話說：“我記得你到大涼山去的時候，收集過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嗎？”
我說：“有，整理了幾首，上百行，一直沒拿出去。”
他說：“我給你發了吧，寫幾句序言一塊寄來。越快越好。”
重看民歌引起對大涼山多少回憶，感情衝動之下，序言寫得就如脫韁之馬，又臭又長。曾祺看過來電話說：“民歌很好，隻是您這篇序言怕要動動刀剪吧？個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單寫散文好，就別擱在這兒了。這兒就介紹彝族民歌好不好？”我說：“好。不過要由你來刪，我自己有點手軟。”他說：“行！”接著又建議把關於一位土司的記述也刪掉。他說那位土司既當過“國大代表”，又兼軍閥部隊的武職，是有出賣自己民族利益的劣績的，雖然起義了既往不咎，我們寫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傳。當時我聽了，真覺得曾祺在政治也比我老練些。於是我又為他因曆史問題總是不能入黨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選”不久在“民間文學”上發出來了。這是彝族民歌首次與全國讀者見麵，涼山月色滬沽風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許是有意嘉獎，曾祺寄來了超過百元的稿費！我把這消息告訴斤瀾，他頗為吃驚，連連說：“怎麼會這麼多？怎麼會這麼多！”
他為寫文章談論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煙壺》發表後，文藝報來電話說要發篇評論文章。想找位既了解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來寫。問我找誰好？我說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說，他就答應寫了。文章寫好後，他對我說：“你那個九爺寫得好，把茶館攪了，茶具砸了，老板一認錯賠禮，他馬上吩咐賠銀子，這才是王爺，不是混混。可你那個庫兵不行，完全是個多餘的人物，這篇小說沒他什麼事也礙不著，就因為你對這種人物有興趣才添上他。這不行！不過我的文章中光說了九爺寫得好，沒提庫兵太多餘，給你留點麵子。有意見當麵還得告訴你！”
寫這篇文章前這話我跟誰都沒說過他對庫兵這人物的看法，不想泄這個底。為了紀念曾祺，今天我露一下醜。坦白的說曾祺完全說對了。我心服口服可是仍不想改。
類似的情形是他對《戰友朱彤心》的看法。他說這篇東西是他女兒汪朝先看的。汪朝看小說很有眼力，開始邊看笑邊評論說：“鄧叔叔這篇東西寫的不錯，寫的不錯。”可越看越泄氣，看到後來把雜誌往桌上一扔說：“挺好的開頭，全叫這結尾給砸了，全完！”聽女兒這樣說，他才拿來看。他說：“開頭真不錯，以喜劇情節寫出人物的悲劇性格，多好的素材嘛，而且已經完成大半點了：怎麼弄這麼個所謂的喜劇結尾？真沒勁，真糟踏材料！”我有點懊悔的說：“原來我是寫他一事無成的，拿到《人民文學》，主編看後說，這人有趣是有趣，要一輩子都毫無作為，到死都一場笑話，是不是太沒勁了？不過我隻是建議，不是要你非改不可。不改也照發。大主意還是你自己拿。我尊重主編意見才改的……”曾祺說：“人家提意見是好心，但創作意圖是你自己的呀！你自己沒主見，說明還沒思考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說：“你是說得有道理，我也確實感到主編的意見有道理。”他聽了邊哆嗦帶搖頭：“可惜了，可惜了！糟蹋了糟蹋了！我這女兒還真有點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