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想到，年屆知命，又當了一回學生。
本來，活到老學到老，當學生絕不是一件壞事。更何況，我還算是一個比較好學的人。然而這次上學，卻不是為學，而是為了敷衍，為了哄別人兼哄自己，是不得已而為之，這樣的學生，當然不是滋味。
有關部門下來一紙通知，我們被告知要去參加英語學習。經過這次短期培訓後才可以取得一紙外語培訓合格證，這樣才有資格參加未來的職稱評審。於是，我便像同學中有人自嘲所唱的那樣，“老呀老兒郎，背著書包上學堂”去了。
英語小時候到是學過一點，可現在除了“三克油”和“好杜有圖”之類的最簡單的詞語之外都早忘到爪哇國去了。並非我們那一代人不愛學習外語，而是正當我們最應當好好學習的時期，學習外語竟成了罪過。記得有一次我在車間的廢記錄紙上用漢語拚音寫了一句毛主席詞“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不巧被前來巡視的一位保衛科幹部看到了，他把那張廢記錄紙左右端詳，仍不得要領，最後鄭重其事地夾在他那黑色的牛皮公文包裏，說是要帶回去研究研究。研究了數日，大約仍未解其詳，便煞有介事地找我談話。本來，直接問我記錄紙上寫的是什麼就行了，可他偏要采取迂回戰術繞個大圈子。我一進保衛科的門，一看到那位老兄滿臉的階級鬥爭，先自軟了。他問了一大堆諸如“你什麼時候學過英語”“你常用英語寫東西嗎”“你在記錄紙上用英語寫過什麼”之類的問題之後，最後才取出那一句漢語拚音字跡的照片（好慎重啊，原件大約已經存檔了吧），當我告訴他那是一句主席詩詞後，他一臉的階級鬥爭就全部被最終沒有破獲一起用英語寫反標的案件而流露出來的失望和沮喪所取代。從那之後，我連漢語拚音都很少寫了，更不要說動輒可以令你得咎的英語了。
做文字工作以後，終日和方塊漢字打交道，從來也見不到國外的文藝期刊，（省一級的圖書館裏到是有一點，但據說是隻有一定級別以上的人才可以借閱）至於對外文化交流的重任，自然不是普通業務人員所承擔的事。所以從工作需要和學習條件來講基本沒有學習外語的機會和要求。人的一切技能都逃不脫用進廢退這一規律，外語更是如此，許多人在大學裏外語學的可以讀原著了，工作幾年之後，竟也忘掉十之七八，何況像我這樣原本都不夠半瓶醋的人。我們這一代人，搞自然科學的外語相對好一點，搞人文科學的大多不盡如人意，這恐怕就是最主要的客觀原因了。
這一次去參加英語學習，仍然是客觀因素促成的。因為通過學習，就有可能取得評比資格，就有可能評上一個高級職稱，而據說高級職稱又相當於什麼什麼級別，就可以住到多少多少平方米，就可以升多少多少工資，就可以享受什麼津貼……總而言之，好處是很多的，如今的知識分子，早已不是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的顏回了，生於塵世，還想免俗，那就如同魯迅所說的像是揪住自己的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迂近於愚了。誰不想交際應酬時少幾次囊中羞澀的窘迫？誰不願妻兒老小住得寬敞一點？而知識分子要想如此，除了職稱這一架梯子之外，就再也沒有別餘的登高之路了。前幾年，見到過一篇小說，說有一位身患絕症的老知識分子得到自己終於評上職稱的喜訊後才懷著一腔欣慰安然辭世，讀後心裏湧起一種莫名的淒愴，這大約就是所謂的兔死狐悲或同病相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