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我們家庭命運的一個轉折點。那年暑假，大哥二哥都回來了，可從他們和父親交談的神情中，十四歲的我已意識到有什麼嚴重的大事將要發生。好幾次大哥在睡夢中大叫一聲突然驚醒，醒來後滿臉驚恐，魂不守舍。看書的時候也不再那麼專注了，時不時用筆在一張張紙上胡亂寫著“右派分子”“我是右派分子麼”這樣的句子。假期滿了，他們回北京了，我也開學了。到了學校，才知道老師們暑假沒有休息，住在學校裏進行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運動”。到我們開學時，學校裏仍然到處貼滿了用舊報紙寫的大字報，把所有的牆壁幾乎都複蓋了。終於有一天，父親對我說出了真情，他告訴我說，大哥二哥在學校裏已經被劃為右派， 姐姐則因聽到毛主席的報告（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她後來回憶說，當時的報告和後來印成的文章有很大的出入）懷著滿腔熱忱幫助黨整風，給領導貼大字報提意見也被劃為右派，父親所在的太原七中正在全力追查是否父親在指使自己的三個子女向黨進攻。父親說，看來他已是在劫難逃。果然不久，父親也被劃為右派。大哥來信說，他受到的處分是開除學籍，勞動查看，立即到密雲的一個鐵礦挖礦石去了。二哥則是開除學籍，留校查看。不久，姐姐從北京回來，把兩歲的女兒托付給母親照料，她被發配到黑龍江虎林縣一個勞改農場改造去了，那年她二十四歲。她是乘女兒熟睡時走的。孩子醒了之後到處找媽媽，連著幾個小時地哭喊：“媽媽，媽媽，我要媽媽！”，那聲音聽了讓人聽了真是撕心裂肺，至今音猶在耳。
父親是最後一批被定為右派的。因為他沒有任何言論，而且反右一開始他還是積極分子，民革中央的《團結報》上還刊登過他批駁右派的消息。惟一的理由就是他的三個孩子都是右派，他肯定是他們的後台。
父親被送去勞動教養後，我接到過二哥的來信，他說你要盡一切可能掃除家中的灰色氣氛。要照顧好母親和弟弟，哥哥姐姐現在自顧不暇，就把這責任托付給你了。我看著看著，淚水滴下來，洇濕了厚厚的幾頁信紙……可二哥怎麼會想得到，我那時也成了學校批判的對象，當然主要是受到家庭的株連，具體的“罪狀”則是我日記中有看了《文彙報》記者範琰寫的《流沙河談“草木篇”》一文後寫的感想，日記被積極分子偷偷抄下來，成為我“同情右派”的證據；再則是我說過“中國十五年內在鋼煤糧棉產量上趕上英國後按人口平均仍然差距很大”的話。我終因“思想反動”被開除學籍。那年我十五歲。
現在想來，我真覺得母親是一位異常堅強的女性。丈夫被關，三個子女被管，上有八旬婆母和癱瘓在床的公爹，下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一個被開除學籍，一個患有肺病。家裏沒有任何經濟來源，但她從未向親友伸手求助。她挺起矮小瘦弱的身軀，到一家街道工廠裏參加了工作。我被開除後在街道辦事處編小報，當教師，我和母親每月都是二十幾元的工資，就這樣勉強地維持著家中的生計。第二年我以同等學力報考高中，我自覺各科成績都很不錯，但終未被錄取，後來我去招生辦索要我的體檢表時，才看到我檔案袋背後有一行鉛筆字跡：政審不合格。後來我總算考入了太原交通局辦的一所技術學校，學校停辦後分配在太原化工廠當工人。我自幼喜愛寫作，初中時便有詩歌和短劇發表，條件好了一點，便又手癢難耐，記得1964年寄給《工人日報》一篇小說，報社把清樣寄到廠黨委征求單位意見了解作者政治情況，支部擱置一旁不予理睬。不久我聽到這消息後，隻覺得眼前一陣發黑。我認定，今生可能與我所鍾愛的文學事業無緣了。
大哥終於摘掉了右派帽子，他回太原探家時見到了三年未曾謀麵的女友，那天他回來的很晚，我已睡下，我閉著眼睛聽他對母親講述他們相見的過程。他說那位女友的父親是一位將軍，她自己又是黨員，因此無論家庭還是組織上都堅決反對他們的婚事。這件事就這樣吹了。
二哥畢業後，回到山西，繼而雁北，繼而保德，在那裏當了一名中學教師。他堅持每天寫日記，還寫了許多詩作。
1966年，一場狂熱的政治風暴席卷中國大地。整個國家自上而下陷入了昏熱。國家主席無端被害，戰功赫赫的老帥成為階下囚，多少正直本分的民族精英含冤而死。紅衛兵成了某種政治勢力所利用的“黨衛軍”，他們粗暴地踐踏著法律的尊嚴，踏著人類的尊嚴，製造著亙古未有的罪孽，整個中國已毫無秩序可言，華夏大地成了一所煉獄。中國人民陷入了無邊的苦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