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一開始，二哥首當其衝成為的運動對象，紅衛兵搜出了他的日記，說裏麵有惡毒攻擊毛澤東的篇章，立即被逮捕，五年後被判處死刑。據說案卷送到省核心小組核批時，一位主要負責人提出了異義，說這個年輕人沒有現行的活動，僅憑日記就判死刑是否過重？這樣才改判為無期，算是保住了一條命 。他被送到祁縣省一監執行。除了父母之處他斷絕了和所有的親友的聯係，他說他不願使任何人受到牽連。入獄第一年，他每月僅有的兩元多零用錢一分錢沒花，過年時給已遣返回鄉的父母寄了回去。兩位老人拿著這張彙單相對抱頭痛哭了一場。
姐姐則在文革一開始就被遣返回姐夫的老家河北灤平縣，在那裏度過了一十三年漫長的歲月。大哥還算好，分配到北京科學儀器廠當了技術員，文革中沒有受太大的衝擊。父親在家鄉的日子更難過，家中被三次查抄，住房的地麵都被挖開了。他本人則成了活靶子，無論批鬥什麼人，都要他去陪鬥。記得我回家時看到家門後掛著一塊木牌，上麵寫著“右派分子郭XX”，他說隻要一聽到廣播喇叭上通知社員開批鬥會，他不等人家叫，就戴上牌子自己去了。他被村裏的造反派多次吊打。他原來就患有肺心病，後來嚴重時他拒絕服藥。實際是等於是自殺了。父親的葬禮沒有花圈沒有挽聯，更沒有鼓樂，家人都是暗自飲泣的。因為村裏曾有五類分子去世後因花圈上寫有“永垂不朽”“千古”等字樣他們的家屬又遭到批鬥的先例。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漫長的十年浩劫終於結束了。而後開始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和對於“兩個凡是”的否定，在理論上奠定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礎。之後連續出台的每一項政策都使全國人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幾十年積累的諸多曆史問題雖然如小平同誌所說是“積重難返”，但縱觀曆史，中國共產黨何時曾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劉少奇平反了，賀龍平反了，彭德懷平反了，胡風平反了，數以千百萬計在文革中含冤受辱的上至黨的高級幹部下至普通平民百姓終於討回了公正。不再人為地抓階級鬥爭了，不再勞民傷財搞什麼政治運動了，一種生動活潑的嶄新的政治局麵正在形成。與此同時，新的經濟政策也使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了。中華民族又一次找到了發展的契機。
國家在逐漸起死回生，我們家也開始否極泰來。
1978年當我聽到為“右派分子”改正的文件傳達後，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到監獄去探望已服刑十二年的二哥。他還是戴著學生時代那副白框近視鏡，好幾處都用膠布纏著，貼身的背心是用廢砂布洗掉了上麵殘存的砂粒拚縫而成的。我被破例獲準進入他們工作的場所，那是監獄裏的一間設計室，這個監獄裏生產的“汾河”牌汽車的發動機就是這個設計室裏十多個政治犯的作品。他們個個溫文爾雅，如果不是一身囚服，誰都不會想到他們會是犯人。
探監歸來，我立即四處奔走為二哥申訴。在當時的大形勢下，他很快平反了。那是一個清晨，我剛上班，他找到我辦公的地方，身上仍然穿一身破舊的灰色囚服，那時母親正巧在我家裏，當我把他領回家時，我怕母親會過於激動樂極生悲，先進屋裏告訴她說二哥出獄了。母親佯嗔我一眼，說你又哄我高興。我隨即把等在門外的二哥迎了進來，母子二人十三年後第一次相見，母親把頭伏在二哥胸前，好幾分鍾默默無語，半天才落下淚來，嘴裏叨念著：這不是夢吧，這不是夢吧……
哥哥姐姐們“右派”改正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姐姐回到了北京，辦了離休手續，她被街道上選為居委會主任；大哥成了北京科學儀器廠的副廠長；最可喜的是當初回鄉隻有小學畢業程度當了十八年農民的小弟，憑著自學來的一點英語基礎，在當時農村英語教師奇缺的情況下被縣教育局聘為教師。二哥後來調到忻州師範學院，退休後被福建一所華僑大學聘用，至今仍在那裏教學。我自己在工廠裏當了十八年工人，七十年代末由於寫作的機緣而調到太原市文聯從事編輯工作。編輯之餘也偶或為文，有長、中、短篇小說及散文隨筆百萬餘字麵世，雖無多大影響，但最終從事自己所喜愛的文學事業的理想在新時期得以實現了。
我們家裏還有一個巧合，當年反右時，家裏出了四個“右派”，現在姐弟中又恰巧有四人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時想來，這也許是曆史老人善意的諧謔吧。
父親平反後，學校照顧母親，給她分配了一套新樓房，一生含辛茹苦的母親最終得以安享晚年，她老人家一生善良平和，堅強樂觀，終以91歲高齡壽終。
母親三周年祭日，我們兄弟相聚故裏，在父母合葬墓前，我默默地告慰兩位一生憂患的老人：你們安息吧，如今國運隆昌，盛世將至，我們的家庭也和我們的國家一樣，一天會比一天更好。
冥冥中，我似乎看到了兩位老人臉上綻開了欣慰的笑容……
11/10/2004 於心遠廬
（原載《山西文學》200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