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去陽泉，已經四十多個年頭了。
1962年，三哥還是寧武縣頭馬營村的一個農民，那時，全國正處在大饑餓時期，寧武本來就是苦焦地麵，每天連山藥旦都不能放開肚子吃，上地回來，人人手裏挎一個籮頭，裏麵都是各式各樣的野菜。三哥那時正是二十多歲的後生，餓得麵黃肌瘦的。那天他偶爾路過鄉政府，看到告示牌上陽泉煤礦正在招工，他貿然去應試，竟然被錄用了。從此，他就來到了陽泉三礦，當了一名礦工。
我第一次去陽泉看望他是在1964年，下了火車，幾經打探，才找到了他住的集體宿舍，那天他剛下了夜班，在小屋裏睡覺，也許是太累了，我叫醒他的時候，他滿臉不高興，煩躁地咕噥道：“幹球甚哩，人家下了夜班剛睡著。”待睜開眼看清是我時，眼中充滿了驚喜，立即起床和我諞起來，他興奮地告訴我，他一個月能掙八十多塊，還給我看他剛買下戴在手腕上的一塊金光燦燦的蘇聯手表。指著他剛才蓋在身上的一條嶄新的大紅緞被子，不無炫耀地說，這也是剛剛買的。諞著諞著，中午了，他忙著去食堂打飯，不一會端回來滿滿一碗過油肉，還用兩根筷子串著兩個熱氣騰騰的大白饃，煤礦的白饃真大，一個足足有半斤，我們邊吃邊諞，看著他隆起的胸肌和粗粗的胳膊，真為他高興。
不久，他結婚了，因為我正在外地出差，沒來得及參加他的婚禮，從外地回來，我第二次去陽泉看他，他的家安在前莊，租住著一位村民的房子，不大的一間房，一盤坑占了三分之一，家裏收拾得幹幹淨淨，三嫂是一位礦工的女兒，他們是排演文藝節目時認識的，兩人有共同的愛好，情投意合地走到了一起。生活雖然簡樸，但是看得出來，他們很幸福。
然而，礦工的生活還是艱辛的，三嫂沒有工作，他們接連生了三個孩子以後，生活的重擔一天比一天沉重起來，前莊是一個位於半山腰的村莊，出門就上坡，吃水要一擔擔去挑，就連廁所也是石頭壘起來的一個洞，沒有電燈，晚間如廁時一不小心就會一腳踩到糞坑裏。不滿現狀大約是人類的本性吧，何況是六十年代陽泉前莊這樣一種現狀。他們開始思考著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了，三嫂是農村戶口，沒有資格在礦上申請住房，可三個孩子兩個大人擠在一間小房子裏終歸不是回事，迫在眉捷的首要問題就是要有自己的住房。前莊下麵的空地很多，看到有人在空地上用廢舊材料搭建起來的小房子也蠻不錯，三哥也就利用工餘時間拉回些舊半頭磚，撿回點礦上廢棄的舊坑木，一有時間就泡在自家的“建築工地”上，今天起三層磚，明天起兩層磚，充分發揚了“愚公移山”的精神，足足磨蹭了多半年，總算蓋起的自己的“新房”。別看全是廢舊材料建成的小屋，別看當初興建時沒有看風水也沒有測量方位，甚至連張簡單的設計圖都沒有，這四間低矮的小屋連成了一座不規則的小四合院，廚房、儲藏室一應俱全，還接通了上下水，後來礦上還給他們這些自建房屋的住戶都接通了瓦斯氣，小屋裏，水泥地麵抹得光光溜溜平平整整，牆壁刷得白洞洞的，住在裏麵，冬暖夏涼。三嫂是個心靈手巧的人，自已刺繡了窗簾，用些舊畫報舊年曆的硬紙裁成菱形的紙條，抹上糨糊，再用回形針拉直了兩頭彎兩個小勾，包在紙條中間卷成一個個橄欖狀的小坨坨，然後把這些小坨坨一個個連綴成長條，一條條掛在門上，便成了一個別致耐用而且非常漂亮的門簾，那時我去陽泉，幾乎家家門上都掛著這樣的門簾。這讓我非常感動也非常敬佩那些煤礦工人和他們的家屬。想想看，那些礦工們每天在礦上十多個小時（連上下班的輔助時間在內）的超強體力勞動後，下班回來仍不得閑，要為他們的生存，要為給妻子兒女創造一個稍稍舒適一點的生活環境，一磚一瓦地硬是白手起家蓋起一個院落來，他們要付出多少辛苦？那些礦工家屬們，住在這些歪歪邪邪的小屋裏，不但沒有一點怨言，反而覺得美滋滋的，她們從不抱怨社會不抱怨環境不抱怨他人，總是想方設法用自已的雙手來創造幸福創造美好，總是對生活對未來充滿了樂觀的精神，把一個個小小的院落打扮得喜氣盈盈。她們對生活充滿了熱情充滿了希望，同時也以這種永遠樂觀的精神激勵著自己的親人，感染著自己的兒女。這使我想起了二戰結束後馬歇爾將軍來到夷為廢墟的柏林，當他看到住在地下室的柏林市民在斷水斷電沒吃沒喝的情況下每天早晨仍不忘把自家的花盆搬到外麵來曬太陽，馬歇爾感歎道：“德國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