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的一天，我坐火車到山西省第一監獄去探望二哥。二哥19歲在北大數學力學係讀書時被打成右派，1960年畢業後發配到山西陝西交界處一個極其偏遠落後的小縣城裏當了一名中學教師，“文革”開始後因為被抄家發現了所謂的“反動日記”而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我這次去，探望是名，目的是想和他計議一下他申訴平反的事。因為當時許多右派都改正了，他還在監獄裏服刑，而且是無期徒刑。
辦好了手續，我走進了監獄的大門，哦，好高的牆嗬！牆頭還圍著密密的電網。進了大門，是一個過道，右邊的門通向犯人的宿舍，左邊的門通向改造他們的工廠。我進了接待室，不一會兒，一位幹部模樣的人領著二哥來了。二哥穿一身灰色的囚服，眼鏡腿用膠布纏著，白色的膠布已經鍍上了一層黑亮的油泥，貼身的背心是紫灰色 的，細看才看出原來是用廢砂布洗掉了殘留在上麵的砂粒以後拚縫而成的。眼淚禁不住 湧上了我的眼眶，但我還是強忍著沒掉下來。理智告訴我，現在還遠不是痛痛快快哭一場的時候，不要忘記這次來的目的。我們交談的時候，那位管教幹部（二哥介紹說是他們的隊長）一直在一旁監視著。二哥高興地告訴我，他剛剛收到北大給他寄來的平反通知書和扣壓了十八年的畢業證，他拿給我看，那上麵貼的還是他高中畢業時照的那張相片，圓圓的一張娃娃臉。同時還附著一封信，是北大主管右派平反的一位負責人的親筆信，在信的開頭稱他為同誌。二哥說，二十多年了，這是第一次有人稱我為同誌。我就著這個話題提起了他申訴的事，二哥看了一隊長，說，他不準備申訴。因為按照監獄裏的慣例，隻要申訴，就是不認罪服法，而不認罪服法的犯人在監獄裏會受到什麼待遇是可想而知的。很快，會見的時間結束了，我隻好怏怏地走了。
沒想到幾個月後的一天，我剛剛上班，傳達室說有人找我，我下樓一看，竟是二哥，依然著灰色的囚服。他說，我無罪釋放了。我說，你當時不是說不準備申訴麼？不申訴怎麼能平反呢？他說，當時隊長就在旁邊，我是不能當著他的麵表明自己有申訴的想法的。過了沒幾天，他就托一位出獄的難友把申訴書帶出來，寄到最高人民法院。沒想到辦得這麼快。
下班以後，我和他一起回家。走到家門口，我才想到，母親十多年沒有見到他了，如果驚喜過度，出點事豈不樂極生悲麼？於是我趕緊快跑兩步進了門，我對母親說，媽媽，告訴你一件喜事，我二哥回來了！媽媽瞥我一眼說，別和媽開這種玩笑……她的話還沒說完，二哥已經迫不及待地推門進來了。母親怔了一下，走上前去攥著二哥的兩隻手，頓時，淚珠一串串一淌了下來……
（原載《南方周末》199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