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放假後剛剛開學，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朱校長宣布了一個令大家振奮的好消息：“再有兩個月就是元旦了，一年來，大家都很辛苦，校務會議研究決定，今年元旦全校會餐，食堂裏喂的十幾口豬都一百多斤了，到時候咱們放開肚子好好吃它一頓改善改善。”
朱校長的話一落音，整個禮堂立刻炸了。盡管教導主任一個勁敲著講台高喊“安靜安靜”也根本無濟於事。
沒有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中國人是根本無法理解“會餐”兩個字對於我們這一群學生的意義。
朱校長是個好人，是個好領導，半年前我們全校師生拉到渾源縣懸空寺下參加修建恒山水庫的勞動時，他就多次出麵與當地領導協商，要求提高給我們供給的小米的質量（我們吃的小米，至少有百分之三十尚未脫殼，吃到肚子裏根本消化不了，糞坑裏全是黃燦燦的穀粒，有同學開玩笑說，把這些糞便拿回去淘一淘重新碾一回，少說也能碾出一兩噸小米來）；還親自出麵與部隊農場聯係用學校那八台破舊的吉斯150教練車變工給大家換回些糧食蔬菜來；對那個從食堂裏偷油偷糧的豬一樣的炊事班長，盡管有人為他說情，朱校長沒有一絲姑息，堅決撤了他的職，讓他去喂豬。大家都知道，朱校長不會說空話，他說元旦會餐，元旦肯定要會餐。從那天起，同學們就都掐著指頭盤算著，等著元旦這一天。
我們是太原市交通技術學校的第二批學員，第一批學員和我們的情況大不相同，他們原本是馬車社的工人，1958年以後，獸力車越來越不適應城市運輸的需求，交通局領導就決定逐漸撤消馬車社，將馬車社裏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年輕工人抽出來進行短期的培訓，幾個月就畢業領駕駛執照，他們是帶薪學習；而我們則是從社會上招考的學生，學製兩年。從1959年入學這一年來剛好趕上了餓肚子，糧食定量一減再減，剛進校時是36斤，幾個月後減成34斤，又減成32斤，每個月還要節約一斤儲備糧，這樣，名義上就隻能吃到31斤。原本教職工和學生是兩個食堂，可到了1960年幹部的定量成了24斤的時候，教工食堂就撤消了，和學生食堂合並了，大家一同吃大鍋飯。教工和學生同甘共苦，我們實際能吃到肚子裏多少就不言而喻了。而且那時裏有一句口號叫做“幹部下夥房，政治進食堂”，原意是讓幹部到食堂裏加強管理，可幹部們也都是人，饑腸轆轆的時候也隻能先管自己的肚子，因此，幹部們每周一次輪流到夥房裏值班的時候就成了他們的開齋節。這樣一來，我們的夥食也就可想而知了。
饑餓大約是人類最常見也是最可怕的災難，因為它直接威脅著人的生存，更何況是長期的饑餓。饑餓的感覺大抵相同，而反應卻因人而異，有人發蔫打盹，有人煩躁易怒，有人頭腫腳腫，有人心生歹念。我們的一個同學就是在幫助食堂運糧時偷偷打開糧庫的窗拴，夜半人靜時又潛入糧庫偷了兩袋麵而被送去勞動教養的。肚子空空蕩蕩，腦子昏昏沉沉，身子軟軟綿綿，上課根本上不到心上，盡管十分敬業的教三角的黃老師在講台上深入淺出誨人不倦，可課堂裏的同學們我可以保證沒有一個人弄懂了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基本概念。剛剛吃罷早飯，就開始盼著午飯，早飯是一碗玉米麵糊糊一個小窩頭，午飯是一個稍大點的窩頭（有時是饅頭，但是大家大都不願意吃饅頭，因為玉米麵更耐饑一點）和一勺水煮白菜或者一勺水煮蘿卜，晚飯又是一碗玉米麵糊糊和一個小窩頭。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時候我每星期大便一次，而且準是在星期六的下午。這是我多年來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不論多少，天天三頓飯不拉，而且多是粗纖維，何至於每周隻出恭一次？直到前些日子，我才算找到了答案。一位外國學者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胖瘦和人的消化功能有著最密切的聯係，幼年童年時期若是長期處於營養不良或者饑餓狀態，人的腸胃就逐漸具備了能從最粗礪的食物中將所有的營養全部榨取出來的功能，而且這種生理機製還具有一定的遺傳性，所以童年時期或者前輩受過饑餓的人一旦生活境遇得到改善，他的腸胃仍然保有這種功能，這樣就會將吃到肚子裏的營養全部吸收，除了供給身體需要外謹慎地儲存起來。這位學者的理論不但破譯了我當年每周大解一次之謎，同時對中國近年來肥胖者呈直線上升趨勢的現象也有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