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虛偽是如何產生的
《雜文月刊》今年第三期刊登了孫玉祥先生的一篇文章，影響頗為廣泛的《報刊文摘》以《虛偽是如何產生的》為題摘登了這篇文章。該文講述了一個早已聽說過的曆史事件：1934年的一天，斯大林和全體政治局委員審看作家阿？托爾斯泰的劇作《彼得大帝》，同時參加審查的還有紅色教授學院的一批教授。整個演出過程中，斯大林同誌始終一動不動，沒有任何表情，而且在演出尚未結束就提前退場。這批紅色教授們似乎從中揣摸到了斯大林對於這出話劇的態度，演出一結束，劇場立刻就變成了聲討會場，有40位教授請求發言，前11位個個顯得義憤填膺，指責這出話劇反動透頂和不可救藥，一個比一個激烈。然而，當大家得知斯大林同誌對這出話劇的評價是“劇本寫得很好”時，第12位教授的發言立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他說任何語言都無法表示我對前11位發言人的憤慨，他們竟然敢如此詆毀如此優秀的話劇。正如斯大林同誌英明出而正確地指出的那樣，劇本寫得很好。接下來所有的發言人全部讚同第12位發言人，而全力批判前11位發言人的反動言論。寫到這裏，孫玉祥先生感歎道：虛偽，就是這樣立竿見影！
虛偽麼？當然是虛偽，腦袋不是長在自己的脖子上，嘴裏說的不是心中所想，仰人鼻息，看當權者的臉色，這豈隻是虛偽，更是可悲。孫玉祥先生對於這些紅色教授的指責一點都沒有錯。然而孫先生不過隻是議及這件事情最為表淺的一個層麵，教授們表現出來的虛偽僅僅是這件事的表麵現象，遠遠沒有觸及到事物的本質。
其實作為一個自然人，沒有誰願意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因為隨心所欲坦率真誠是很快樂而且符合人的本性的，動物和嬰幼兒就從來不懂得虛偽。然而在社會生活中，由於一部分人的命運為另一部分人所掌握，聰明的人類出於利益考慮，才逐漸學會了虛偽，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種趨利避害的選擇。虛偽作為一種精神現象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乃至於今天仍然時時可見。個人是否可以率真地表達自己的見解也可以說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社會製度文明進步程度的標誌之一。中國從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文字獄到文革時期的動 得 直到今天百姓基本可以不因言論獲罪，就經曆了這樣一個從野蠻黑暗向著文明進步逐漸發展的過程。
還是回到1934年關於話劇《彼得大帝》的那件事吧。我們說，那40位教授決不至於對這出話劇沒有自己的看法和見解，他們頭上畢竟頂著教授的頭銜，但為什麼大家對於一出話劇的評價這樣一個看來純學術的問題都表現出百分之百的言不由衷？可以想象得到，他們當時定然是一邊觀看演出的時候一邊不時地在注視著斯大林的表情，而且不斷地根據領袖情態的細微變化迅速地在決定著自己對於這出戲的褒貶 否，甚至默默地在心中組織著語言。他們個個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不是沒有見識的普通人，而是堂堂的教授；不是一個，而是整整40個。在我們今天看來，真是可笑可悲而又可怕。40位高級知識分子，整整一個知囊團，竟然沒有一個敢於稍稍表達自己的見解，真是難於理解。但如果我們聯係到蘇聯那個特定的國家和蘇聯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設身處地地為這些教授們想一想，就又會覺得對他們並不是不可以情有可原。敢於與斯大林持不同意見在那個年代即使不身敗至少也會名裂。沒有資料表明那前11位發言人最後的下場如何，但最起碼當場便得了個敢與斯大林分庭抗禮聽罪名是千真萬確的。偉大的斯大林同誌無意間和他們開了個不小的玩笑，他們像一個心急的賭徒那樣迫不及待地想贏，就像在玩“跳螞蚱”，明明看到樁家把紅色的牌放在了中間，便把全部賭注一古腦兒押了上去，最終落得個血本無歸。
（原載香港《大公報》2003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