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的天才和探索精神，使得他成為十七世紀的科學巨匠，精典物理學的創始人，世界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他不僅在物理學方麵對人類有巨大的貢獻，同時在數學和天體力學方麵也有很高的成就。而這些成就，幾乎都是他在四十歲之前取得的，他原本完全可以在科學事業上取得更大的成果，可惜他四十歲之後，將興趣轉向了政治、冶金術和神學方麵，寫下了二百多萬字毫無價值的著作，最近傳媒披露在希伯萊一家博物館發現了他的4500頁手稿，是對《聖經密碼》的破譯，他在三百年前竟然預言人類在2060年將毀於瘟疫和戰爭，真正的救世主將來到這個世界上，而他自己則可能是其中之一。這近乎夢囈般的所謂預言實在荒唐的可以，和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形成的反差竟然是如此巨大。
其實，促使牛頓放棄科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在他漫長而艱辛的科學探索的歲月裏，他個人的收入並不高，與達官顯貴們相比，牛頓漸漸不滿足於一個隱居學者的儉樸生活了，他試圖找到一個能帶來豐裕收入的職位，由於他的成就和名聲，很多人為他推薦去處，一開始，有人舉薦他去擔任倫敦查特蒙斯公立學校的校長，但牛頓謝絕了，因為校長的薪金不足以使他動心；後來，哈利發克斯爵士推薦他去當英國皇家造幣廠的廠長，牛頓欣然就任，他的年薪高達2000英鎊，這可不是今天的2000英鎊，因為當時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造價才僅僅500英鎊。
牛頓從此將他的聰明才智完全投入到造幣廠廠長的職位上，他主持建造了十座大熔爐，將舊幣熔成貴金屬，再送到倫敦塔鑄成新幣，他勤奮的工作受到皇家的讚許，他不僅被皇家授予造幣廠終身廠長的稱號，還在1705年被女皇封為爵士。
由於整日為造幣廠的工作奔忙，牛頓再也無法安下心來從事科學研究，甚至連一般的教學工作都難以兼顧，因此他不得不於1701年辭去了劍橋大學教授的職務，退出了三一學院，從此，他基本告別了科學研究，過上了與從前截然不同的富裕生活，雖然他仍於1703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的主席，但那隻不過是由於他昔日在科學界的聲望和影響，在這之前很長一段時間，他早就與科學無緣了。他於1727年逝世，亨年八十五歲，前半生的牛頓是偉大的科學家，後半生的牛頓是一位受人尊敬羨慕的官員與富翁。他在人生的盛年離開了自己已經取得極其輝煌成就的事業，沒有在本應取得更大建樹的科學領域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無論對他個人還是對整個人類來說，都實在是一件值得遺憾的事情。
曆史是無法假設的，但我們在研究問題時不妨來假設一下。如果當年英國皇家當局能夠清醒地意識到牛頓作為一位科學家的價值，而給予他以相應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待遇的話；或者，牛頓堅定執著的為了科學事業的獻身精神，支持著他甘於淡泊寧靜的生活，那麼，牛頓的後半生將很可能是另一種狀況，他在科學事業上將可能有更多更大的貢獻，今天的物理學發展到一種什麼地步都很難預料。
牛頓後半生的遺憾甚至可以說是悲劇原本並非絕對不可避免，但還是發生了，它給了我們一些什麼樣的啟示呢？
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對顏回老先生的“富與貴於我如浮雲”的人生哲學抱一種頗為欣賞的態度，當然，我覺得如果作為一位具體的學人的個人操守來說，執著於自己的事業，不為眼前的物質利益所動，一心朝著既定的目標奮鬥，那是應當值得讚許的，但如果我們原本有條件給那些為人類作出巨大貢獻的社會精英們以相應的報償而偏偏要求他們“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那就既不符合市場規律也不符合“按勞分配”的原則。當年，患著肺病的陳景潤蝸居於七平方米沒有窗戶的雜物儲藏室裏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時候，他的科學研究隨時都可能夭折，“陳氏定理”是一種命運的偶然，是科學史上的一個奇跡，那個時代，有多少個陳景潤式的科學工作者最終由於物質條件的原因而功虧一匱真是無法統計的。這些年來，我看到過更聽說到過不少頗有成就的科學工作者由於得不到比較合理的物質待遇而信念動搖時，我想，但願他們不要成了牛頓第二。同時，我更但願不隻是我這個無職無權的人想到了這一點。
（原載香港《大公報》2004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