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魯迅的第一次動手看作是年輕的兩兄弟生活中的一件趣事，那麼十五年後魯迅第二次動手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了。
1919年，魯迅將紹興祖屋變賣，買下了八道灣一所三進大宅，全家搬進了八道灣。一家人經濟上不分彼此，因朱安不大識字，家政便由羽太信子掌管，魯迅每月從教育部以及所兼課的各大學領回的薪水，幾乎全部交給羽太信子，這樣過了幾年，兄弟間相處得應當說還是不錯的，當然，家庭瑣事所引起的小矛盾還是有的，比如後來周建人俞芳等人回憶說那時羽太信子用錢比較糜費，還對孩子說過“不要到大伯那裏去，讓他冷清死”一類的的話。但照理說這都屬於一個大家庭裏正常的小磨擦。
然而風雲突變，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手持一信交給魯迅，信是這樣寫的：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在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
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這是一封語氣頗為凝重的絕交信，文字中充斥著冷漠與壓抑著的憤懣，周作人到底為了什麼，魯迅也不知道，這從魯迅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如果知道為什麼，或者自已做了什麼對不起弟弟的事，他就不會“邀欲問之”了。但是這事在五天前，似乎就有爆發的征兆，7月14日魯迅就在日記中曾寫下了沉重的一筆。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
好端端的一大家人家一直圍在一起吃飯，突然間作為大哥的魯迅獨自離開了，而且還很慎重地當做一件大事記在日記中，足見這不是一般緣由引起的。而且極有可能與五天後周作人送來絕交信有著直接的關係。
但周作人到底是為了什麼？有兩種說法，一是因為經濟問題，即羽太信子比較的揮霍，魯迅曾與勸誡，因而引起其不滿，遂向周作人進讒言。二是說魯迅偷窺弟媳羽太信子洗澡。但是這兩條均為研究者及知情者否定。如果因為經濟問題，不會暴發的這樣突然，也決不至於令多年相親相愛的兩兄弟從此形同路人；至於第二條，據熟悉當時情況的章川島等人說，一是八道灣周作人的住室外有土溝，種著花木，根本無從偷窺，而且日本風俗女子洗浴時一般是不大避人的。就連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魯迅對其母非禮是不可能的。
兄弟失和的原因，魯迅日記中隻字未提，周作人後來也把7月19日的日記有關記載的十多個字挖掉了。從此後兩人至死誰都沒有再提這件事，也都不願再提這件事。這不但為這件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而且也使之成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一椿迷案。從現有的資料看想要搞清楚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有一條幾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魯迅周作人兄弟失和與羽太信子有關，1924年魯迅為自己收藏的古磚拓本集《俟堂專文雜集》寫的“題記”最後署名為“宴之敖”，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先生的筆名》一文中寫道：
先生說：“宴從 （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 ，遊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兄弟失和後不久，魯迅攜朱安從八道灣搬到磚塔胡同61號暫住，後又買下了西三條21號（即今北京魯迅故居），1924年6月21日，魯迅回八道灣欲取回自己的書籍等物，此時，兄弟二人發生了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魯迅第二次對周作人動了手。魯迅那天的日記是這樣記載這件事的：
下午往八道灣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
魯迅的日記記得簡約了一些，據當時住在八道灣的章川島回憶說，那天他看到魯迅來了徑直進了進了周作人住的後院，過了一會，會從後院傳出周作人的一聲罵，章川島趕忙走進後院，在後院西廂房看見可怕的一幕：周作人從木架上抓起一個尺把高的銅香爐正要砸下去，章川島搶下香爐，把周作人勸回住房，然後回到前院自己的住處，路過客廳時，聽見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正在給張鳳舉、徐耀辰打電話，至於請他們來是增援還是評理，他就不知道了。而據周建人1983年回憶說：“我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隻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周作人夫婦）才退下了。”
顯然，這次衝突是一年前兩人絕交之因的延緒，其時兩人都已年過四十，又都是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動這樣大的肝火真是匪夷所思。這一次，是周作人先動的手，魯迅隻是自衛還擊，幸好沒有釀成更嚴重的後果。不過從這次衝突之後，兩兄弟真的就象他們各自的名字“啟明”“長庚”那樣，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從此成了陌路之人。
（原載香港《大公報》2004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