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性格決定命運。這話雖然略顯絕對，但用來觀照周作人的一生，卻多少有些應驗。周作人學富五車，博學多才，成就頗高。雖然曆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如果他一生處於和平年代，他多半會成為受人尊敬愛戴的大學問家的。而他偏偏生於中國社會最動亂的年代，時代與環境的要求同他的個性相悖，換言之，他性格的弱點或者說缺陷在這非常的曆史時期被放大，對他的行為產生了關鍵的影響。我們依據現有的資料對周作人個性的特點和弱點做一些客觀的分析，庶幾會感性地把握周作人的一生。
周作人個性中具有極大的依賴性。這似乎與人的天性有關。周作人自幼是一個乖巧、文靜的孩子。他的母親魯瑞老太太在周作人剛剛出生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孩子很安靜，很少哭鬧，就是肚子餓，也隻是努著小嘴左右覓食，卻也不哭。老人家說他的性格和順，遇事很好商量，對人謙和。
這樣天生稟性，恰巧遇到了一位比他年長四歲的大哥魯迅，而且這位大哥又是那樣的有責任心，那樣的對這個二弟關愛有加，這自然就更加助長了周作人依賴性的形成。周氏兄弟之父周伯宜去世時，魯迅剛剛十五歲，周作人才十一歲，這兩個小兄弟從此便相依為命，經曆了共同的人間冷暖及世態炎涼。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裏，長子，尤其像魯迅這樣的「承重孫」，在家族中所承擔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再加上他比患過天花、身體較弱的二弟要大四歲，而且魯迅又是那樣什麼事都敢於擔當的天性，這就自然地決定了隻要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什麼事情都由魯迅做主、魯迅出頭。周作人隻要跟在後麵就行了。在父親病重期間，跑當舖、請醫生、抓藥這些繁重瑣屑的事務，都是魯迅承擔的，周作人有了這樣一位可以依賴的長兄，凡事就更加不願出頭露麵了。
在整個青少年成長時期，周作人每一步人生道路幾乎都是由魯迅為他籌劃安排好了的，而且是大哥走到哪裏裏，他就跟到哪裏裏，大哥為他鋪好了路，他順順當當地走過來就是了。他們先後到三味書屋讀私塾，先後進入南京水師學堂，先後留學日本，先後到北京住在紹興會館，先後在北京各大學裏教書，先後遷入八道灣胡同一起居住……周作人在日本與羽太信子結婚後，魯迅結束了自己的留學生活回國，他對好友許壽裳說：「你回國很好，我也隻好回國去，因為起孟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回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這在魯迅自己，是做出了犧牲的，而周作人卻並未因此有過什麼負疚和抱歉的表示，好像認為這是很自然的，大哥就應該為他這樣做似的。周作人學成回國後，在魯迅的舉薦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遂延聘周作人為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的編纂。魯迅甚至把自己整理出來的《會稽郡故書雜集》以周作人的名義出版。北京八道灣的住房，是魯迅南北奔波賣掉紹興祖屋，用這筆錢加上魯迅自己的積蓄及借貸買下的，辛苦經營修葺之時，周作人去了日本，房子可以入住了，他才攜著妻子妻妹回來，住進最寬大的裏院，而魯迅則住在兩院之間的陰冷的「罩房」。對此，周作人也沒有對大哥表示什麼感激之情，而且僅過了三年之後，就因為兩人都不願透露的原因失和，逼得魯迅不得不搬出另租房子居往。
除了在生活、學習、工作上周作人處處依賴魯迅外，青少年時代在情感上心理上魯迅也是他最大的依靠。
一九○二年二月，周作人剛剛考入南京水師學堂，在二、三號兩天的日記中他記錄了他們白天見了麵，喝了茶，剛剛分別，晚飯後魯迅就又為二弟送書來，一同讀書到半夜，大哥就索性睡在二弟處，第二天一早回去，下午就又盼著大哥再來，沒有等到，「歸而複作，燈光如豆，伴我淒清，對之淒然，」可以看出周作人對大哥感情上的依賴。
冷漠孤僻是周作人個性的另一個特點。在燕園凡認識周作人的，大都覺得此人一團和氣，淡泊靜雅，很少臧否人物，「和」中還帶有一點冷意，故不致與人過分親近。林語堂有一篇《記周氏弟兄》說：「周氏弟兄，趨兩極端。魯迅極熱，作人極冷。兩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熱……」冰心在回覆陳子善的信中寫道：「關於周作人先生，我實在沒有什麼話說，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過他的課，他很木訥，不像他的文章那麼灑脫，上課時打開書包，也不看學生，小心地講他的，不像別的老師，和學生至少對看一眼。我的畢業論文《論元代的戲曲》，是請他當導師的，我寫完交給他看，他改也沒改，就通過了。」
周作人沉靜的性格之中，也包含著清高、孤傲的因素，他有個筆名，叫「鶴生」，典出於日本留學時，蔣抑卮給他起的外號「鶴」。因為在同鄉、朋友相聚聊天的時候，周作人常常是在一旁旁觀、沉默，不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對這個綽號看起來也能認可，否則不會在以後起了個「鶴生」的筆名。
不但對別人冷漠，對涉及自己利害的事，他也抱一種「居家和尚」式的淡漠。像家道中落後在親戚家避難時被稱為「乞食者」，跑當舖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成為魯迅一生不可磨滅的記憶，但對周作人則鮮有觸動，沒有多少感覺，甚至還覺得魯迅有點小題大做，過分敏感。他對親情和世事都看得很淡，時時要把自己從所屬的一切人事糾纏中解脫出來，遺世獨立，以獲得一種逍遙出世的自由和安寧。
矛盾性和妥協性是周作人性格中的另一弱點。生活中，周作人幾乎無時不處於一種自我矛盾的狀態，優柔寡斷瞻前顧後難下決心。無名氏（卜乃夫）回憶在北大聽他講課的情景：「給我的最深印記，卻是躊躇不決。他未開口之前，總要用手抓頭，考慮一下，開口時則有點吞吞吐吐，輔助詞用得很多。正像他寫文章一樣，似乎恐怕一句話說出去，會成為一顆炸彈。」他自己在早期所寫的《兩個鬼》中對自我內心的描摹更是形象，他說，在我們的心頭，住著兩個鬼，「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鍾擺在這中間搖著。有時候流氓占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日寇進入北平後，他忽而拒絕偽職，忽而揚言要做蘇武，最終還是做了偽教育督辦。在八道灣時，麵對妻子信子的奢靡跋扈，他也看不慣，但信子一撒潑，或者借「？」發瘋，他就退讓了，最後聽之任之了。一九四九年釋放後，他先是想去台灣，幾經猶豫後又改變了主意。